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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在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有何积极影响呢？学术界对此探讨甚少。依据史料，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由东西文化融合而成的日本近代文化，对于扬弃中国古代哲学，探索东方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均大有裨益。本文将以几位对日本近代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哲学家、企业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为例，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 一 　　由于属同一学科，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哲学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显著的。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三人的哲学思想就颇具典型意义。 　　西周(1829一1897)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将西方哲学(从哲学概论、哲学史到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而在译介的过程中，西周始终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西周6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2岁进藩学“养老馆”，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遍读《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近思录》等重要典籍，20岁左右先后入大阪的松阴塾、冈山的冈山学校学习中国古代经典[1]。1862年至1865年西周在荷兰三年留学期间系统地钻研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学习了西方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西方的思想文化开阔了他的视野，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然而，西周在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并未抛弃以前所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而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文化，融东西两种哲学为一体。西周认为，“东土谓之儒，西洋谓之斐卤苏比（”哲学“之日语音译——引者注)，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2] 　　在知识论上，西周提倡“大知”即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反对“小知”即知识的零碎性和片面性。他说：“小知即平常的知识，在有限程度上高于凡庸者，如同某人立于稠众密群之中，看之视野不超过前后左右。”“大知与此相反，如立于一高台之上观台下稠众，对于数万人可以一目了然，视野不受前后左右所限，行动亦得当。”[3]根据西周的《知说》篇所述，他的“大知”是以“文、数、史、地”为基本内容，以演绎和归纳为主要方法，以求得真理为最终目的。很明显，西周的知识论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系的，但西周所述的“大知”、“小知”概念及某些思想乃是取目庄子哲学。庄子曾曰：“小知不及大知”[4]“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5]。其中的联系显而易见。 　　西周把当时的新兴学科——心理学介绍给日本人民，其中借用了蕴涵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西周指出，“心理之分解首别三大部，智、情、意是也。”“意，是人心之主，即为心诚之君主，而智为采纳之官(又曰报告官)，情为宣达之官，采纳之官司入，宣达之官司出，共居心诚，辅相心君，以开其属府于此身国”[6]这种“智、情、意”的心理学理论虽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新知识，但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与《黄帝内经》的医学哲学思想密切相关。《黄帝内经》的特点之一，就是将人体各部称为某某“官”，并强调这些“官”的有机联系和整体功能。西周的祖父、父亲均是传统医学的医生，通过他们，西周早年就接触到了《黄帝内经》之书并深受其影响。 　　西周认真地翻译了一批西方近代哲学范畴，他的翻译不是生硬地直译，而是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创译。如“哲学”范畴，英文原词为“philosphy”，意为“爱智”。西周先参照中国宋代哲学思想，将“philosphy”译成汉文“性理学”、“理学”、“穷理学”。随着对西方近代哲学认识的加深，西周觉以上译语均不太妥，便作了进一步改动。他说：“斐卤苏比(philosoPhy)之意如周茂树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故亦可将斐卤苏比直译希贤学。”[7]后来他又将“斐卤苏比”译为“希哲学”，这大概是受中国《尚书·皋陶谟》中的“知人则哲，能官人”思想的启示。经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他在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中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8]这样与英文原意的“爱智”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哲学”一词是经过仔细斟酌才创译出来的，而西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素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西周在创译“理性”、“悟性”、“主观”、“客观”、“现象”、“实在”等哲学范畴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这些哲学范畴今天仍在日本、中国等使用汉字的亚洲国家中频繁使用，为沟通东西哲学的交流，促进东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江兆民比西周更进了一步。中江兆民(1847——1901)是日本明治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的自由民权理论家。他16岁时入著名的土佐藩藩校文武馆学习汉学，专心习读《周易》、《论语》、《孟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