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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法治的一条铁则，为法治精神之实质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之确立为法制史之重要转折点。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曾讲道：罪刑法定主义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日本学者泷川幸辰也说：“（罪刑法定）这个原则已经突破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形态的范围，成为世界性的信条和准则。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一个刑法原则，也是一个宪法原则。韦德对于构成英国宪政基础的法治原则作了五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戴雪所提出的第一个法治原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根据戴雪的观点，没有罪刑法定，便没有法治。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罪行法定原则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十八世纪法学家A Feuarbacegen根据心理强制说，于1801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以拉丁文格言形式将其表述为“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a poena lege”(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句话分别是指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罪的法定是指只有当一人之行为符合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将行为视之为犯罪；刑之法定是指行为人被认定为犯罪，亦必须依照刑法的规定将之处罚，在刑种、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过刑法的明文规定。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是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而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结果。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与思想基础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的第39条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驱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里就蕴涵了罪刑法定，保障自由民权利的思想。英国1628的《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人身保护法》也从不同角度巩固发展了罪刑法定思想。上述思想在美国广泛传播，美国的《权利宣言》及宪法都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并且在某些方面使罪刑法定原则具体化。十七、八世纪，资产积极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的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使罪刑法定思想更为系统化，内容更加丰富。正如贝卡里亚所指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资产积极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 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渊源是法国1789年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1791年的法国宪法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人权宣言》第８条规定：“在绝对必要的刑罚之外，不能制定法律，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的已颁布并付诸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1791年的法国宪法融合了这一精神。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４条进一步规定：“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及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这是最早在刑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条文。受1810年法国刑法典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纷纷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现在，世界各国的刑法典和宪法甚至上国际法一般都规定罪刑法定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或价值蕴涵），中国学界有争议，其中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和陈兴良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张教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沿革意义上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思想与心理强制说；而其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主义，或者说是民主和自由。陈教授则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有三：一是形式理性，二是权力制衡，三是人权保障，并从刑法哲学意义上进行了深入分析。纵观两位教授的观点，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例如，都强调人权、自由、民主等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二位教授就像从不同的山坡上山，同时登上山顶，阐述的内容各有侧重，有的甚至只是措辞的不同，整体上都全面揭示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内部略有重叠，不够系统，不尽合理。形式理性是现代形式法治的支柱，实在是是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张教授并没有提出来；但是在分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时，张教授却从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两方面阐述，令人费解。陈教授的权力制衡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