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quot;.新公共性quot;.的构建及限制[J].docVIP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 ——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田毅鹏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本文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摘要：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了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关键词：东亚 新公共性 构建 限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突进为背景，东亚各国陡然掀起一股公共性研究热潮，“公共性构造”的转换问题，一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日本，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日本社会进入了以“欲望和感情解放”为主题的个人主义时代，利己主义风行、价值体系崩坏、地域发展不平衡，旧的公共性开始被破坏，建构“新公共性”的问题应运而生。而在中国，以“单位社会”逐渐走向消解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培育、催生从市民社会中离析出的带有新型公共性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亦为人们所密切关注。虽然“新公共性”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在中日等东亚国家刚刚兴起，但对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日两国为例，在总结反思东亚公共性传统构造的基础上，对东亚“新公共性”构建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东亚“公共性”的一般特质 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理论的专用术语，公共性是一个多义性、充满论争的概念。日本《国语辞典》对公共性做的解释是：“就公共性的性质而言，其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而且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日本学者齐藤纯一 （3）在西方世界，公共性理论往往强调市民的公共性，主要是主张以市民与公权力相对抗的理论，是一种“对抗的公共性”。但在中日两国的日常用语中，一般是将与公共权力相关联的事务规定为公共性，在这里，公共性理论实际上是作为赋予政府和行政权力等公权力活动以合法性的理论而存在的。而且，市民与公权力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的公共性的结构与问题点，在于它是以一元化的共同意识、一体感为前提，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5]（P3）而日本也不存在与公权力相对抗的市民力量，如果我们将日本语当中的“公共”分解为“公”（おおやけ）和“共”来加以理解的话，会发现日语中的“公”（おおやけ）没有英语Public所具有的“人们”、“民众”、“公众”、“人民”等意，而是天皇和官僚体系在内的在上的力量。这样，在“公”和“共”的组合中，“公”便毫无疑问地压倒了“共”，而不存在所谓对抗的格局。[6]（P14） （4）就公共性的纵向演进轨迹而言，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中日两国的公共性形态都非常清晰地依次经过了“古典的公共性”、“民族国家的公共性”两个阶段。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官”始终扮演了“公共性”承载者的角色。在中国比较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是1949年后建立的“单位社会”，“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地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7]（P1151）而在日本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则主要体现为“立公灭私”，“损私奉公”的过程。也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战后，随着‘灭私奉公’神话的崩溃，自我亦即私的利害虽然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地位，但由于自发结社尚未成为趋向，并未由此产生走向公共性的自主道路。依然由官宪国家代表的公共性，以其慈惠的国库支出和社会保障残留着极强的国家性格。”[6]（P7） 可见，虽然中日两国的公共性构造各具特色，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公共性构造仍具有极大的相同性。表现为东亚威权社会以“官”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主体的公共体系。东亚的公共性构建实际上是其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公共性与欧美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既是二者间本土传统文化的差异所致，同时也是东亚与欧美间社会发展存在的“时间差”所致。 二、东亚的“新公共性”及其表现形态 如果我们把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