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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规模及其评价的文献综述 1 政府规模的内涵 由于政府规模不仅反映了资源配置方向以及浪费问题，同时还反映社会的运行成本，国内外不同的学者对政府规模的大小持有不同的结论。伴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不同的学者从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角度得出了关于政府规模的不同理论，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扩大政府规模，有的则主张缩小政府规模。 在众多关于政府规模的理论中，大多学者比较赞同王玉明对政府规模的定义，即“政府规模是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具体组成部分的总和。它包括内在规模(职能、权力)和外在规模(机构、人员、费用)两个部分,其中内在规模决定外在规模。在本文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观点。 1.1国外学者的观点 守夜型政府—小政府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可以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牵引进行自由竞争，其核心是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研究，避免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这一理论反映到政府规模定位上就是小政府论，即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只充当“社会生活守夜人”就行了。 干预型政府—大政府论。小政府理论在面对1929-1933年的大危机显得无能为力，凯恩斯提出的干预型大政府理论被西方各国所普遍接受，干预型大政府理论认为要全面增强国家的作用，政府不应该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而应该是社会秩序的干预者，特别是要熟练和有效地利用政府的财政职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西方各国纷纷建立起规模较大的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 协调型政府—适度政府论。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遇到了凯恩斯大政府理论自身无法解释的“滞胀”问题，因此，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艾哈德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在《来自竞争的繁荣》（1957）一书中确立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完整体系，他并不赞成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同时也部分否认了凯恩斯主义全面干预的思想，力图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寻求一条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而对于市场机制的不足，则积极赞同政府干预，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反映在政府规模上就是适度规模的政府。 有限型政府—小政府论。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无能为力，西方学者开始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弗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尔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到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是将问题交给政府去解决的充分理由，因为政府会失败，甚至政府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比市场失灵造成的损失更大，所以应该重新回归市场，主张公共物品的供给应该交给市场更能体现消费者的偏好，所以主张缩小政府规模。 1.2国内学者的观点 1.2.1从市场化的角度 第一种是盛洪（1992）的观点，他从政府和市场的性质对政府的边界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市场和政府是人们配置资源的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因此，从起源上看，政府和市场没有实质区别，区别主要在于市场交易一般在两两之间，政府交易则在两人以上。其结论是：市场交易在两两人的交易不存在直接的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效率，政府则在两两人的交易存在直接的外部性的情况下更有效率，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位于两人的交易与两人以上的交易之间。 第二种是葛玉好（2003）的观点，他从最佳生产—消费路径的角度对政府的边界进行了界定。他认为，长期最佳生产规模是解决生产最优化问题的标准，而商品使用是否具有排他性是解决消费最优化的标准，具有排他性的商品应选择私人消费，不具有排他性的商品应选择政府消费。两者的结合就会使得任何商品都具有一条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最佳生产—消费路径，确定政府的边界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属于政府作用范围的商品，或是由政府安排生产，或由政府安排消费。 第三种是许一鸣的观点。他从动态的角度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边界。他认为，虽然市场与政府有着各自活动的“定义域”，但并不能依此就可以建立市场与政府之间固定的边界。 综合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前两者基本上都是主张压缩政府的边界，缩小政府规模，把政府职能尽可能地限制在最小的边界内，后者则指出政府规模的确具有动态性和历史性。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有两种坏的政府，一种是管得太多的政府，它导致强制；另一种是管得太少的政府，它导致软弱。政府的职能和边界即政府规模的大小应在这二者之间合理选择。 1.2.2从经济增长角度 主张扩大政府规模的学者。马拴友（2000）利用了从1979-1998年的数据，以GDP的比例等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他得到结论：我国政府劳务具有显著的生产性，进一步扩大政府规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欧阳志刚(2004)利用1980-2002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