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和《甲申三百年祭》.docVIP

“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的警世名言，尽人皆知。而“两个务必”思想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 70年前，由大文豪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首发，由此引发朝野震动、国共交锋，进而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写和发表 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 该书堪称蒋介石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完整表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强化国民党“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的合法性。且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满族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认为三百年的明室，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妄图以借古喻今的手段，影射和诋毁中国共产党。 面对国民党扣过来的屎盆子，中共中央迅即做出了反应。除延安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外，毛泽东多次电示中共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流毒。 随即，南方局派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其以纪念明亡300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进行反击。 接下约稿后，郭沫若高度重视，花月余时间搜集资料、整理思路，初稿形成后又几易其稿，最终完成近2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 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亲自审阅文章后，即安排《新华日报》于1944年3月19日（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皇帝的死难之期、明朝亡国之日）见报，连载4天。陪都政界学界及社会由此引发一连串震动。 郭沫若不愧为史学大家。《甲申三百年祭》一面世，如一石激千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文章以大量有据可考的史实，论证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 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败乱，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据《明季北略》卷十二记载：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每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找到防止为政者腐败的规律提到了人们面前。 同时，《甲申三百年祭》又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现实。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家的独裁；从明末中原的天灾人祸，联想到“一九四二”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 文章实际是在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若不改弦易辙，坚持国共合作抗战道路，继续向独裁、分裂、倒退的故道滑下去，必将成为历史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的犀利反击，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平心而论，如果抛开党争，这样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直陈时弊的警世文章，狠狠地敲打了蒋介石，本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与反思，从而以史为镜，改弦易辙，整肃吏治、惩治腐败、容纳民意。然而，历史不可能假设，蒋介石没能抓住历史给予的这个机会。 《甲申三百年祭》对毛泽东的启发 《甲申三百年祭》让蒋介石不快，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且发现了其巨大价值。据史料载，毛泽东在读到《甲申三百年祭》写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之教训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如此兴奋是有原因的。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高潮期，党的中高级干部齐聚延安参加整风。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与创建的关键阶段。因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这正体现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历史的敏感洞见和未雨绸缪、登高望远的能力。 一、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 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曾用较多笔墨叙述李自成的优长劣短。称其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等等。他历来身体力行，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可见，他能吸纳众才、得万民拥护，历经多年征战，数破明朝围剿，终成燎原之势，乃至1644年（旧历甲申年）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都绝非偶然。 只可惜，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 事实上，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