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顾维钧在民国时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docVIP

浅析顾维钧在民国时期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 摘要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的领袖人物和响誉世界的职业外交家，然而在民国两次国家政权更替的过程中，他却两次陷入国内复杂的政治漩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其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个人的情感因素、民国时期混乱的局面及其长期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等方面来分析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从而揭示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外交的实情。 关键词：民国时期 顾维钧 爱国主义 国家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民国史上有过两次重大的国家政权更替：在先，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南京政府。当我们回溯顾维钧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格外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在国共两党各自导演的两次国家政权更迭中，他曾两次与失败者为伍，两次遭胜利者通缉，最后又两次被胜利者宽容。这对历史意味着什么？对顾维钧又意味着什么？ 自从顾维钧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之后，其才华一直受到当时北京政府总理唐绍仪的赏识，北京政府通过驻美公使向顾维钧转达了邀请其出任总统府秘书的书函，此正值1912年2月。此后，他青云直上先后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中国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驻英公使等职。1922年4月，顾维钧在华盛顿签署完《九国公约》之后，又先后出任北京政府王宠惠、张绍曾、高凌珪、孙宝琦、颜惠庆、杜锡珪等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26年10月，正当南京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即将攻克武昌的时刻，顾维钧接替辞职的杜锡珪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应顾维钧的要求，杜锡珪在内阁中留任海军总长。1927年1月12日，顾维钧再次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操纵的北京政府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同月，他还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引起中外震动。在这个敏感的阶段，顾维钧依然留守北京政府并成为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顾维钧业已同南方国民政府处于对立地位。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继续北伐，迫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退出北京，北京政府彻底解体。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在此期间，顾维钧虽然对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及其所执行的对外政策颇有微词，并且已经于1927年6月份辞去了在北京政府所任的各项职务，但是他仍因历任北京政府内阁要职于1928年7月遭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通缉令称：“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劣迹昭著，著军事委员会、内务部、总司令部、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迅饬所属，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1](p.80)当时全国众多报刊纷纷刊登国民政府的通缉消息，顾维钧在惊慌之余于年底出游西欧，北京府邸被没收，妻儿先避居天津，不久转赴巴黎同住。后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顾维钧也就于1929年应张学良的邀请，自加拿大回国，以在野之身为其提供外交咨询。在此期间，经过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疏通，国民政府也就表示对顾维钧以前所犯的过错既往不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自此，顾维钧可以在国内自由居住，处理一些私事。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警觉的他就在事前提请张学良注意当时的东北局势。等事件发生之后，国难当头，作为国内公认的反日领袖，顾维钧又不得不再度出山与日本进行沟通，先任国民党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同年12月，他因主张和日本进行直接谈判“锦州中立化”方案，遭各方反对，旋即辞职回沪，发表《东北问题宣言》，这也是他与国民政府正式发生关系的开始。在此之后，顾维钧又先后代表国民政府任驻法公使、大使和驻英大使以及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服务于中国的抗日外交事业，成绩卓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大，不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与民主、团结与统一的呼声，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顾维钧先是主张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国内的纷争，后来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又转变观念主张用武力解决两党之争，从而在政治上彻底倒向了国民党，又一次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在此期间，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于1946年10月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游说美国朝野，争取美援，并且在1947年5月和1948年11月两次为国民政府取得了大量的贷款和战略物资。然而，在战争打到1948年时，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共产党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国民政府即将垮台，人民革命战争即将胜利。1948年12月在中共以战争罪下令通缉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顾维钧作为唯一的外交使节再度榜上有名，名列第二十二位。随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逃亡台湾，而顾维钧则继续以驻美大使的身份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并且不断在美国朝野鼓吹共产主义威胁论，以争取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援助国民党，支持其“反攻复国”。一代外交家的政治品格至此彻底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