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doc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 　　本文把对中国国有企业行为的研究放在不同市场框架下进行，发现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国有企业的目标行为是以销售收入最大化为主要形式。在一般竞争性市场上，则是以费用支出最大化为主要形式。这两种行为的实质都是以追求经营管理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之所以在不同市场中表现为不同形式，原因在于企业销售最大化行为是搭政府扩张政绩的便车，借助政府的市场控制力量，把产量扩张至超过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均衡点。而企业费用最大化行为是搭政府维护就业稳定目标的便车，依附于这种最低政绩目标，能够在低于以利润为目标的退出均衡点下持续生存。市场均衡就是在这样的行为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供给过剩往往不可避免。基本的政策含义在于，在竞争市场上，解决产权问题是首要的，而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解决行政性的市场垄断最为关键。反垄断应当成为中国转轨时期迫切和长期的任务。 　　企业行为是构成市场均衡的基础，而市场均衡又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因此，对于企业行为和相应的市场均衡的研究，则是理解中国转轨过程中一系列重要经济现象的理论基础。本文把对国有企业行为的研究，放在不同的市场下进行。考察由企业内在产权机制决定的行为是如何在不同的外在市场环境的约束和影响下，做出不同形式的行为选择的。这样的研究能够从多维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往往能成为更接近现实的合理抽象，因而不仅能够把握不同的行为特征，而且还能够通过不同市场对行为的约束来把握市场均衡特征。 　　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涉及的四种市场中，我们主要涉及的是竞争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因为这两种市场构成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主体部分。如果我们不是把抽象的产权理论分析置于这种来自于现实的市场框架之中，那么人们仍然无法消除理论与现实的某种背离，往往无法充分理解产权理论及其在现实中的演绎。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和企业行为均衡理论中引进产权理论，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理解中国转轨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的重要途径。 　　以下分析将从不同类型的市场出发，考察在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怎样追求和实现它们的最大化目标，以及在这样的行为基础上，不同的市场均衡是怎样实现的。 　　一、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国有企业行为 　　垄断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在市场定价机制上基本摆脱了对政府的依附，具有自主定价权，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确定价格。由于该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企业不可能在全部范围内操纵价格，而只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调节价格。所以，企业大体上是处在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 )和价格持有者(price taker )之间的状态。 　　企业最重要的行为是经营行为，其它的行为基本上都是服从于这个主要目标的。当前在中国垄断竞争市场上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其产权体制决定了所有者的目标实际上是无人承担和负责的。即使是企业的主管部门，也不可能担当所有者的角色，因此，这类企业的基本行为主要是由企业实际的经营者和主管部门的管理者的目标决定，而不是由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的目标所决定的。 　　与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同的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目标通常是与企业规模相联系。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经营管理者所能控制的资源就越多，他们能够得到的收入也就相应越高，其能够享受的各种等级的待遇也就越高。因此，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是其追求企业扩张行为的基本动机。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和企业自主权越来越大，企业管理者不仅能够运用其支配的资源，满足直接的效用，而且，还能够运用其可支配资源进行交换，以满足更大范围的效用。总之，企业管理者为获得更多可控制资源或可支配收益的内在动机，就表现为不断的扩张行为。 　　同时，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代表，其目标往往是与企业扩张目标一致的。政府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政府官员追求的目标，而在中国的官僚等级结构中，政府官员所追求的主要是政绩之类与权力地位晋升相联系的目标。而考核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政绩指标之一就是产值和财政收入。为了使这种产值或收入增长率最大化，追求企业扩张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尤其是当这种政府目标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目标一致的情形下，企业的扩张就会成为必然趋势。 　　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管理者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均衡点在于，当经营者和管理者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小于其所得到的效用或利益时，他们则采取规模扩张行为;若大于，则不再进行投资和扩张的努力。只要他们能够从产量规模扩张中得到足够的利益或效用，那么扩张行为就很难得到抑制。 　　通常来说，管理者追求企业的规模扩张，具体表现为企业投资扩张，人员扩张，厂房设备和各种控制资源的增加，以及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的扩张。体现企业规模的综合指标一般以企业的销售总收入为标志，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企业管理者追求的企业目标是销售收入最大化。 　　根据鲍莫尔(Baumol)的企业销售收入最大化模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