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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承：当前中小企业“招工难”现象说明了什么 　　据人社部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比上年增加274万人。2013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达到了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长13.9%。但春节过后出现“用工荒”，已成为近些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今年也不例外。据报道，广州、武汉、北京等全国多地在节后遭遇“招工难”。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调查，广州今年节后用工缺口将达12.33万人;武汉市人社局调查统计测算，今年武汉企业缺工9-11万人，比去年增加1-2万人。为了应对“用工荒”，很多企业将招工阵地前移，到火车站、汽车站、劳务介绍所等一线“抢人”，有不少企业上调薪资，还有的企业鼓励老员工带新人回厂，每带回一名新人最高可奖励1000元。 　　总量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两年下降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但劳动年龄人口，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出现了“两连降”。 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37亿人，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中国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954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24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6%，较2012年下降1.2个百分点，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连续两年下降，但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减弱。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0个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分析指出，2013年第四季度各区域市场劳动力需求略大于供给，其中，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1.07、1.16，需求均略大于供给。 　　当前“招工难”仍然具有与往年相似的老特点 　　“招工难”即可由劳动力资源供小于求即所谓的“用工荒”造成，也可在总量富裕情况下由于用人单位待遇低、管理粗放、劳动者技能素质不匹配及经济社会政策不完善等多种结构性因素造成，而结构性“招工难”问题正呈现出常态化、扩大化趋势。 　　1. 季节性。从时间上看，缺工问题基本覆盖了全年，但是元旦、春节这种时候更加突出。春节前后中小企业“大进大出”脉冲式用工、加工出口型企业“短小急”订单导致的“急招急退”用工，导致劳动关系一年一议、“一单一议”的重新劳资谈判。农民工“短工化”趋势也是劳动者以脚投票、寻找更好就业机会、停工无声抗议等软性维权的反应方式。 　　2. 区域性。老一代农民工远离家乡忍受歧视性待遇到东部打工，是预期通过几年打拼能够快速积累起在农村改善生活的经济收入。目前东部仍是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的首选地区，吸引劳动力模式已由“工业化”因素转向“城镇化”因素。而中西部大中城市“工业化”加速、对熟练劳动力资源抢夺加剧。据人社部2013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介绍，从地区分布看，目前“两难”(招工难、就业难)现象正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 　　3. 行业性。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及“脏累苦险”行业长期存在“招工难”，说明一线工人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充分体现其“脏累苦险”的补偿水平，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仍然根深蒂固。 　　4. 年龄歧视。大量城镇“4050”人员拿几百元低保收入，农村35岁以上尤其是妇女劳动力无人问津。这种年龄、性别歧视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缺乏规制、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放任自流、过度市场化，使企业形成奢侈的劳动用工模式，也是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5. 技能不匹配。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特征，中小企业普遍不愿对其“短工化”员工进行培训。与日本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有深厚技术积累的产业工人大军。 　　“招工难”呈现的新特点 　　1. 大企业内迁造成冲击。过去两年，一些劳动密集型大企业如富士康等内迁，有效提高了当地工人工资水平，对其他企业招工起到了冲击效应。 　　2. 就近就业。安徽、河南农民工省内就业转移已超过省外转移，四川、陕西回流呈上升趋势，劳动者就近就业趋势明显。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广州外来务工人员人数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在广州实名登记就业的414.47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来自外省的务工人员为290.4万，较2012年同期减少了2.73万人。其中，来自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的务工人数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3. 供需同比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近两年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数量都在下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对企业用工决策的影响明显。 　　4. 劳动力市场摩擦加剧。劳动者春节后返工返岗时间普遍推后，城市生活刚性成本上升，劳动者就业收入期望普遍提高，而中小企业消化成本上涨的能力有限，求职匹配摩擦加剧。 　　5. 新生代工人“短工化”明显。新生代务工人员择业期望普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