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以文诗”.docVIP

论文题目 作者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中唐时期，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关键性的领军人物。他的创作在引领了当时的文学风潮外，还沾溉一代宋诗，使宋人在唐人之后摆脱唐诗束缚扩展出一片诗坛新天地。而这位领军人物就是被后人称为韩昌黎的韩愈。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文，又称韩文公。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潮州韩文公庙碑》），从文、道、忠、勇等方面概括韩愈一生的事业。而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一是领导了唐代中期的古文运动，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当然这种创作倾向正是韩愈作为一位古文大家而具有的独特成就。因此，本文主要从文学背景、艺术特征两个角度来研究韩愈的“以文为诗”。 一、“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 “古文”（专指秦汉散文）是出现于中唐时代散文的特有名称，是相对骈文而言。首先提出这一名称的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而这一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都是适应社会发展与文学规律的，它是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统治者信佛侫道，更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士人心态的主流已不是初盛唐时期的昂扬与奋发，文学的面貌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希望维护中央集权、振兴儒学，挽救时弊。《题欧阳生哀辞后》）继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之后，韩愈正式提出“明辞以修道”的文学主张。在《争臣论》中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因为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古文更是承载了古代先贤耀眼神思的工具，这才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习标准。故而，韩愈推崇古文完全是为了宣扬儒家思想学说。这一点，韩愈门生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概括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由此可见，古文运动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运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革文体，试图借助这种方式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使唐代封建统治得以稳固，社会得以保持安定，是它的现实意义。所以，韩愈所提出的古文理论以及他所有的创作实践都是为恢复儒家道统服务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 韩愈约从二十五岁开始积极地提倡古文运动，并将之作为一生的事业来追求。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道书》），建立古文运动的作者队伍。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的锐意改革一扫魏晋南北朝华而不实的骈文风，使清新、深刻的散文创作成为了当时的文学潮流。并以此带动了一批古文作家，如李翱、樊宗师、孙樵等。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人虽然在古文创作方面都竭尽全力，但成就并不突出。他们的诗歌创作或失于文采，或失于情感，或流于艰涩，不仅未能为古文运动添砖加瓦，反而使它走向一条偏颇之路。在古文运动未能取得预定目标的情况下，韩愈开始积极提倡诗歌“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 众所周知，诗歌是唐代最主要、最流行的文学样式——整齐的音律便于吟咏，短小的篇幅利于背诵，瑰丽的意境令人神往。再加上唐代统治者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更是让众多知识分子趋之若鹜。根据史料记载，整个社会阶层中不论是清高自诩的文人骚客、 器宇轩昂的威武将军，还是地位卑微的小贩商户、醉生梦死的青楼女子，几乎人人都可以随口背诵几篇经典名作，甚至创作吟咏。可见，当时唐诗普及之广泛，相对于冗长、艰涩的古文来讲，自然更便于宣传道统思想。于是韩愈试图借助于这一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来推动古文创作，推崇了古文，也就等于宣传了“道统”。 三十五岁之后，韩愈开始有意识地倡导将散文的句法、章法引入诗歌，将议论参入诗歌。如其名作《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便是用了古文章法中“反客为主”的技巧，其他名作《山石》、《石鼓歌》、《谁氏子》等也都体现出古文章法。但韩愈不满于个人的实践，他更倾向于集合他周围众多志同道合之士一起来以诗歌的形式宣传古文。如孟郊、樊宗师、贾岛、李贺等人，都在语言、形式、风格等方面与韩愈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他们的同声相应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结合韩愈在人生后半段的诗歌创作来看，韩愈的“以文为诗”确实是以推崇古文为目的，间接宣扬儒家思想的道具。另外，他的动机还体现在“以文为诗”的艺术特征上。 二、“以文为诗”的艺术特征 “以文为诗”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始于古文大家韩愈。但第一次提出“以文为诗”这个词的则是宋代陈师道，他在《后山诗话》中说“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