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电大 2016春电大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作业4.docVIP

浅谈我国用人艺术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代代帝王将相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独特用人艺术。归纳起来，中国传统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千百年来被视为用人要则。几乎是用人之道的金科玉律，成了一个千古不变的信条。这既是一种封建观念的深淀，也是中国人之文化的体现，特别是用人不疑，之所以作为一种古代用人准则而今天还在谈论，甚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芒，是国为有很多成功的用人事假流传下来。如唐太宗认为，“为人群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将人君的“推心待士”作为驱驾英才的重要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对待臣下的态度，能否做好“事臣如礼”。对臣下提出的良谋高策，尽量做到言听计从。对于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员，唐太宗也多加鼓励，从谏如流。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不少官吏敢于犯颜直谏，直陈朝政得失，对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积极作用。唐太宗本人也成为开明皇帝而流传千古。 知人善任，唯才是举。要想真正选好人，用好人就必须做到知人与识人。有知人之明，方能用人之才，用人之才，方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方能事业兴旺。三国时期的刘邵根据古代的圣王贤君的用人之道，明确地提出“人才不同，能各有异”，必须“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的用人准则，这里的“审”就是审视人才特长所宜，审度人才能力大小，然后根据人才的不同专长委以不同的责任，做到人尽其才。若用人不审专长就会造成才非所宜的人才浪费。刘邵还提出，在用人的时候，不仅要位人以才，使才宜其位，而且还应注意授官以能，使能当其职。三国时期的齐备，在未得诸葛亮出山之前，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却是屡打败，而自请诸葛亮出山后，却是捷报频传，令当时强大无比的曹操都刮目相看，以致刘备感慨“备得军师，如鱼得水”，这就是知人善任的明显例证。 知人善用的前提是必须有人可识，有人可任，否则这一用人举措只能纸上谈兵。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在他所颁发的《求贤令》中明确提出“名所仄陋，唯才是举”。在古代，有为的群王还意识到“唯才是举”不仅要“外举不避嫌”，而且看重其才“兼文武两器”。 礼法并重，德治仁政，在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对法以及法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最就要的思想是“礼治”与“法治”。礼制包括根本政策制度方面的规定和礼仪上的规定两个方面。儒家在对周礼进行不同形式的继承和改造时经历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个阶段，孔子强调以仁入礼，孟子则倡导仁政，前者突出了礼的论理性和强制性，后者强调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但他们都强调的是礼的内在精神，而荀子则认为“从之初性本恶”，因而其强调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倡导礼法并重。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政策的好坏、礼会的治乱直接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德治仁政”始终是古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理想目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德治与法治，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缺一不可，不可作废， 赏罚分明，恩感并施。它是古代君王用以激励官吏的常用手段，它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强化人的责任感，从而用好、管好人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的韩非对赏罚的论述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的最具特色的，他从人性好利恶害出发，得出结论：“人情者，不好恶，故赏罚可用”。在此基础上，韩非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不同欲求。强调人不仅会求利，求赏，以满足生存。而且还要求外、求誉，以满足自尊。就此，他明确提出“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激励方式，以提醒领导者，实施赏罚时应该特别注意在给予奖赏的同时也授予相应的荣誉：在进行惩罚的同时也应加之相应的恶名，以达到激励的效果。+ 许多学者认为，传统用人的恩感并施实质上是一种家长式领导，它包含两方的行为类型：立威与诱恩。在立威方面，家长式领导表现出4种典型的行为，包括专权作风，贬损部属能力、形象整饰与教诲行为，部属相应会出现出个别照顾与维持面子，部属相应表现出顺从行为、服从行为、敬畏行为与羞愧行为，在施恩方面，家长式领导会表现出个别照顾与维持面子，部属相应出感恩与图报行为。今天，对立威与施恩我们应赋予其新的内容，即要重视人的利益需求。利益的存在不仅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还是政治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还包括心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构成的各种利益。利益结极着社会，利益连接着人。因此重视人的正当利益需求，就是对人的最大关心，是以感情激励人。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代先哲“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古代用人及管理工作的又一成功要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领导干部应有具有的品质，领导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