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集体·集权——浅析新中国大型主题性群雕中的集体创作》.docVIP

浅析新中国大型主题性群雕中的集体创作 一、 集体概念的由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心理学家面临着改造以个人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心理学并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任务，而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心理学自然也在改造之列。所谓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是以欧美社会心理学为主，以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当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上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群体分类时，同依附于西欧思辩哲学的1933年刘开渠从法国回到杭州时，警察来到他家，“再三嘱咐他到塑泥菩萨处登记”。由此可见，虽在政权上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思想上的枷锁似乎还在无形中束缚着人们的认识。这批中国现代雕塑的先行者们通过不断地创作、宣传和教学等途径，才逐渐地使人们接受了作为艺术家身份的雕塑家和作为艺术品的雕塑作品。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加之抗战的爆发以及大型雕塑本身繁复的制作过程和有限的雕塑家数量，所以也很难集中一定数量的雕塑家群体进行大型主题性群雕的创作。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组织方式的集体创作在中国古代大型雕塑中虽也是屡见不鲜，但它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长官意志，是专制的和被动的。因此，正如上文所说，真正的集体组织形式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产生。 二、集体创作产生的原因 先说一个有趣的事例，1915年，我国雕塑界泰斗式的人物江小鹣从法国学成归国，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雕塑家陈孝岗。他们抵达上海，两人道别时，“孝岗莞尔曰：若不与君再会沪上，则废吾艺矣。”陈孝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江小鹣在巴黎求学期间在铸像厂做工数年以供学费，也因此精于铸技。而陈孝岗呢，只专于雕塑而不能铸像，这看似一句戏言，也道出雕塑这一行业在制作程序上的繁复和合作的重要性。类似铸铜的问题，1939年刘开渠在做《王铭章骑马像》时也同样遇到过，当时刘先生在成都竟找不到一家知道如何铸造雕塑的工厂，他只得高薪聘来翻铜的老工人共同研究，经过多次失败反复才最终获得成功。由此可见，关于雕塑铸造的问题对当时的雕塑家来说还是很棘手的。从广义上来说，除一些小型的架上雕塑外，绝大多数雕塑尤其是室外的大型雕塑都少不了集体的参与。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从设计到制作、再到翻铸，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在我看来，这些过程都可以看作是集体创作的一部分。狭义上来说，所谓集体创作，则更多地指向泥塑阶段的创作，因为这一阶段既是整座雕塑实体部分的第一阶段，也是作为雕塑家这个群体最擅长、最能体现“雕”和“塑”概念的阶段，所以本文对集体创作的研究也主要针对这一阶段。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阶段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因为雕塑家不可能完全关起门来封闭式创作，而在创作过程中又少不了针对作者和作品的汇报审议工作。所以说，在此所区别出的狭义虽将集体创作限定在了一个范围来论述，但在这个阶段的创作过程中又不仅仅局限于雕塑家们的创作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大型主题性群雕多为政府、公共机构等部门的任务或定件，由于多建于公共空间，体量较大，且有明确的完成时间，所以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而集体创作呢，得以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助手等相关人员共同工作，既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又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因此，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具有某种历史的自觉和必然性。其次，在1953年被翻译成中文引入中国的两本著作——理论家Bπ.托尔斯泰著的《列宁纪念碑宣传计划的伟大作用》和雕刻家汤姆斯基著的《苏联纪念碑雕刻问题》，分别着重阐述了列宁的“纪念碑宣传计划”和纪念碑艺术及集体创作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在《苏联纪念碑雕刻问题》这本著作中，汤姆斯基对集体创作在大型纪念碑雕刻工作中的优势做了具体的说明，大致包括以下几点：1、可以较快的完成复杂的纪念碑雕刻任务；2、可以将各种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创作力量为达到同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3、通过创作的友谊和集体的团结精神教育雕刻家们，交流经验、提高雕刻家的艺术修养；4、可以广泛的吸引和指导青年雕刻家们参加创作，以上这些又为新中国大型主题性群雕选择集体创作的方式来组织提供了现实的理论依据。同时，冷战时期的中国在坚守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外交上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结束，发表告别演说时谈到：“苏联经济文化及各项重要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从1953年开始，陆续派去钱绍武、董祖诒、曹春生、王克庆和司徒兆光等人赴苏联学习雕塑。次年，上海兴建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程曼叔等26名师生与苏联雕塑家凯尔别、莫拉文、石膏专家叶拉金共同参与了中苏友好纪念碑的创作。另外，文化部在1956年聘请了苏联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雕塑家克林杜霍夫来中央美术学院主持为期两年的雕塑训练班。从上述“走出去”到“引进来”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