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新趋向.doc

协同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新趋向 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面临诸多问题。有人将之归结为共产党国家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的麻烦，有人将之概括为转型社会(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必然特征，还有人将之解释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规律。不同的判断会给出不同的解决和应对方案。 　　民营化、市场化可能是经济学家给出的方案。尽管经济学家的方案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远非简单“民营化”和“市场化”这两个概念就能完全涵盖，但是，打破经济生活的国有垄断和权力控制，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这是他们的一贯主张。 　　民主化可能是政治学家(至少是部分政治学家)给出的方案。虽然政治学家们对于民主化的内涵、范围、程度和路径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是，打破权力垄断，实现公共决策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保障民权、限制公权，这恐怕是他们大体一致的真实表达。 　　法治化可能是法学家们给出的首选方案。尽管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也大力倡导“法治经济”和“法治民主”的概念，但是，法学家们更加关注司法的权威性和宪法的司法化，更加主张基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原则来推进司法改革。 　　治理结构的优化可能是公共管理学家们给出的方案。虽然公共管理学家们并不反对上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的方案，但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治理结构的问题：经济联邦主义、部门主义、行业集团主义、寡头主义、个人承包主义给中国治理制造了麻烦，使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面都面临难题。在他们的方案中，以“公共治理”为核心的治理结构的优化改良，被看成是化解问题的关键。 　　应当承认，各家方案各有道理，而且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说，所有方案的终极目标都在于实现中国的善治。那么，善治需要怎样的治理结构? 　　善治理论的演进 　　善治是任何公共组织和公共生活所追求的永恒目标。就国家这样的共同体来说，实现善治，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术演进来看，围绕三个侧面而展开的有关善治的思考和实践，使善治经历了三代理论的演变： 　　第一代善治理论可以称之为“政府治理”，传统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治理论基本都属于这一代理论的范畴。它强调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体，甚至把公共管理直接定义为政府管理。于是，善治被理解为政府良政的结果。所以，打造良好政府，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或管控，就成为第一代理论的追求目标。 　　第二代善治理论可以称之为“社会治理”，现代公民自治理论，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可以说是这一代理论的主要成果。它强调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体也是公共管理(尤其是地方、区域或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把“社会管理”的概念纳入公共管理的范畴，而且，把善治主要理解为社会自我管理的状态，认为最好的治理应该是社会自治。因此，建设公民社会，实现社会自治和基层自治，是第二代理论所倡导的核心思想。 　　第三代治理理论可以称之为“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80年代以来学界所提出的“多元共治”、“复合治理”、“多中心治理”等概念是这一代理论的产物。它强调“公共事务公共管理”，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就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这是第三代治理理论的主要政策建议。 　　从善治理论的学术演进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即“公共治理”是善治思考的终点，由它所能引出的积极的政策性结论包括：要实现善治，必须保持：权力和权利的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彼此合作;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的公平有效;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政府与民间组织良性互动，分工协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 　　社会管理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实证研究是当代学术研究普遍推广的方法，也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和依据。就公民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实证研究来说，针对以下问题而展开民意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除了你自己和家人之外，你还信任别人吗? 　　第二，遇到麻烦，除了求助自己和朋友，你还会求助别人吗? 　　第三，除了单位组织的活动，你还参加别的社会活动吗? 　　第四，除了入团入党，你还加入别的社会组织吗? 　　第五，除了听命于党和政府的指令，你还会服从其他规范吗? 　　如果我们就上述问题分别对中国公民和别国公民进行调查和比较，相信一定会得出非常富有学术意味的结论。 　　尽管目前没有充分的实证数据作为判断的依据，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将主要的社会事务寄托在政府身上，而把政府的全部事情寄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