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TRIPS时代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中国路径.docVIP

后TRIPS时代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中国路径 摘? 要：在简要回顾世界和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后TRIPS时代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进而提出后TRIPS时代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路径选择的几项建议。 关键词：后TRIPS时代；植物新品种；UPOV公约 1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历史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植物新品种很难具有专利权其他客体所具有的稳定性、一致性，一直都因不具有“可专利性”而被排除在传统的专利制度之外。育种者权利得不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削弱了育种活动的积极性，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保护本国育种者权利．美国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逐步以一种灵活开明的态度通过制定成文法和判例的方式对传统的专利法理论予以变通，使其逐步适应美国在植物育种领域科技创新的新要求。1930年出台的《植物专利法案》，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给予植物新品种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以专利制度保护无性繁殖的植物新品种的国家。与美国建立的专利法和专门法并存并结合判例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双重保护模式不同，欧洲一些尊重专利法传统理论的国家通过制定专门法的方式保护植物新品种。 由于各国品种权的定义、授权条件、保护范围等均不尽相同．在一国受保护的新品种在他国未必能受到相同程度的保护。随着对外贸易尤其是种子贸易的不断发展．建立一个多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机制就成为一些植物育种发达国家或者说种子输出国的共同愿望．UPOV公约与TRIPS协议是该领域两个最为重要的多边法律文件。 1957年，法国邀请12个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植物新品种保护外交大会并形成决议，拟定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公约)．并于1961年在巴黎讨论通过，1968年正式生效后又经过1972年、1978年和1991年3次修改。公约旨在确认各成员国育种者对其育成的品种有排他的独占权．规定育种者享有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其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专有权。公约1991年文本比1978年文本更严格地保护育种者的权利，限制农民特权，延长品种权保护期限，扩大保护客体的范围，其保护水平近乎于专利方式。并且规定1999年以后新加入的国家只能执行1991年文本。截至2011年4月，共有69个国家加入该公约[2]。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不遗余力地将知识产权纳入谈判内容，并就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形成了一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贸易挂钩。TRIPS协议确立的知识产权高水平保护规则所形成的“棘轮效应”已引起学者的反思与批评[3]。协议第27条明确要求成员方通过专利或某种行之有效的专门制度，或通过前两种制度的结合，对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但何为一种特殊有效的保护体系TRIPS协议本身并未作出清楚的界定。这为发展中国家日后执行TRIPS协议留有一定的政策性空间。有学者称其为“TRIPS协议弹性”或“建设性模糊”[4]。这样模糊不清的规定也为后来一些新加入WTO的国家在选择本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时留有空间。但TRIPS协议产生后，发达国家极力推行强化育种者利益的UPOV公约保护模式的目的已基本达到，这从UPOV公约1994年前后成员数的变化情况即可看出。 2? 后TRIPS时代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新发展及启示 对于何为“后TRIPS时代”，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定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指以1994年WTO取代GATF为标志．TRIPS协议在各成员的普遍实施、实施过程中知识产权和人权的冲突、传统资源保护三个主要问题引发的知识产权制度变革时期[5]。二是指以2001年WTO(多哈部长宣言》为标志，该宣言第17—19段列举的TRIPS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地理标志的保护，TRIPS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传统知识及民间文学保护的关系三个主题引致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时期[6]。还有学者认为，“后TRIPS时代”应从时间范畴和制度特征两方面来界定，即1994年TRIPS协议缔结之后以“TRIPS-递增”制度和“TRIPS-递减”制度的发展、冲突和协调为法律特征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变革时期[7]。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对什么是“后TRIPS时代”各自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指1994年TRIPS协议产生后，在协议实施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之间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围绕着与TRIPS协议相关的主要问题．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控制与反控制，相互博弈，使得知识产权国际立法日趋复杂进而引发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变革这一时期。 在这一变革时期．TRIPS协议的实施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人权、发展等领域的危机，使之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TRIPS协议高水平保护所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