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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路 薛澜: 本文根据薛澜教授近日在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于《上海证券报》刊载后，相继被《新华网》、《光明网》、《人民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转载。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程度，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是泥泞前行的过程，需要把顶层设计与渐进调试有机结合。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四个核心的内容：基本的政治制度、公共价值、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它们之间密切联系，但又各自相对独立。基本的政治制度与各个国家的传统、历史和人民的意愿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核心要素。在这方面，各个国家之间有一定的可比性。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我们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保持政治制度渐进改革前提下厘清公共价值，尽快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什么在这个历史阶段对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如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接下来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国内外环境要求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坚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不过，一些学者仍感到意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说起。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期间经历了一些重大转型。首先是经济体制转型，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率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上前些年经济增长每年平均起来是10%。另外就是产业结构，从农业制造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制造业占比基本在50%以下，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从就业结构看，改革开放之初70%的劳动力就业是在农业，现在已经只有30%多一点，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就业在逐渐上升，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从社会形态来看，中国正从相对比较封闭的乡村社会向一个更加开放的城镇化社会转移。从治理体系看，改革开放之初是高度集中，现在是更加注重效率和参与的转型，政府部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在基层民主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也都有了重大推进。 　　关于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人做过各种各样的总结，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等。我们总结归纳起来可以有几点，首先是解放思想，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按照中国的实际制定政策、推进政策。其次是中国保持了稳定，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保持协调。我们学院（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编者注）从2007年、2008年开始招收了一批非洲的政府官员读国际公共管理的硕士，很多非洲的同学们谈到，非洲发展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政策，不在于其他的公众治理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它的政治不稳定。相对来说，中国保持了稳定，这样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稳妥进行，同时中国还提高了政府效率，确保了有效治理。这与中国改革的方式是分不开的，即勇于实践，坚持渐进式改革开放，我们之前是摸着石头过河，是逐渐试错的过程。 　　中国下一步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比如雾霾，已经成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社会多元、贫富差距加大、信任缺失也是比较普遍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治理水平提升缓慢，这是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2年，从政府的效能、法律监管、腐败控制等方面看，应该说这些和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怎么办？在十八大前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有人认为我们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广泛寻租，解决办法是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也有人认为，强势政府和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未来发展应继续坚持半统制、半市场的模式。 　　2012年10月在天津举办的中国管理学年会上，当时很多学者表示，中国从1979年以来实现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重大转型，取得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下一步改革应该启动以公共管理现代化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大转型，真正为中国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奠定基础。当时提了三方面的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觉得恰恰是回应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我们的呼唤。 　　此外，从国际环境来讲，中国也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在目前的全球化环境下，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