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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职业——答采访者　李书磊 　　问：李先生，先问你一个个人性的问题，1999年12月31日你是怎么度过的，你是怎么送走旧千年的?　　答：因为感冒，我一天没有下楼，从早到晚在家里读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书辞旧，也算是坚守一个读书人的岗位吧。千年之交而读史，更感到一种特别的会心与安慰。在这里我要顺便夸一下陈旭麓先生的书。陈先生的书明达而深刻，有一种老吏断狱般的入骨。中国近代史能得国人如此谈论，也算是二百年来中国人所受苦难的一种补偿与救赎，有了这样的书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苦没有白受，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希望摆脱命运的轮回了。我相信反思与觉悟的力量。　　问：那么2000年的1月1日你是怎么度过的?　　答：新千年我遇上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件坏事。这天上午我读到了前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上面刊有我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读后不禁怒火中烧。编辑删去了几段重要的话，使文章的前后逻辑不连贯了，有些地方读了真是不知所云。最恶劣的是编辑将文章的题目作了完全违犯我原意的改动，并且以特大字号推出。我文章的题目是“中与西：四百年的理解与误解”，而刊出的题目竟然是“中与西：别做梦西化别人”。这就把根本不是我的立场的立场强加给我，违犯了做编辑的基本道德。一般来说我与传媒合作是比较随和的，如鲁迅所说我没有浪漫到想到什么地方去随意驰骋，我对编辑的一些不得已的删改历来抱同情态度，但这一次不一样。我的题目是完全中性的，从任何角度看都不犯任何忌讳，编辑的改动是完全无谓而轻薄的。一个传媒从业者堕落到随意歪曲作者原意去哗众取宠的地步，以歪曲作者为手段去行一己之私，这是难以容忍的现象。这几年一直有人说要警惕西方的“传媒帝国主义”，现在我要说还应警惕我们土生土长的“传媒流氓主义”。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对祖国文化的这种腐败感到难言的羞愧，这种境况无法使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建立起文化自尊。 　　问：作为一个在学院从事研究的知识分子，您认为诸如报纸、杂志这样的大众传媒对您是重要的吗?　　答：非常重要。报纸与非学术杂志这些大众传媒是知识分子传达自己思想的重要渠道，是他们的重要市场，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不要忘记20世纪上半叶代表中国最高思想、文化成就的作品是在大众传媒上完成的，你想想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的政论与文论，鲁迅、周作人的杂文。尤其是读鲁迅的杂文，你会看到正是大众传媒生产了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最精到的文章。没有良性的大众传媒，知识分子就失去了与大众、与生活的交流，就失去了沟通声气、促进思想、激励表达的气氛与环境，失去了应有的文化活力，同时，也失去了重要的生计来源。还是举鲁迅的例子，如果没有报刊发表他的文章、造成他的名望，你怎么可以想像他能够十年间在上海卖文为生。大众传媒曾是知识分子自由职业的基本支持力量。　　问：今天不少学者看不起大众传媒、以与传媒合作为耻，你对此怎么看?　　答：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传媒低劣化的状况。这几年报纸越办越多，越办越厚，但留给知识分子的栏目与空间却越来越少。在卖得最火的报纸上诚实而严肃的言论空缺，满纸是猎奇与逗笑的软性文字，仿佛我们这个面临如此深重的生存危机的民族仅靠涎脸说笑就可以过活。有个性的文章往往被编辑删去个性才能加入流通，作者们每次看自己见报的文章都得提心吊胆。版面不再是文章的园地而成为文章的屠宰场。作为一个文化人我最反对对作者文章的随意删改。“删”总是让我联想起“骟”，我认为那是对精神与文化的一种阉割。即使对编者不得已的删改我虽能谅解但仍坚决反对，我同时也反对作者自己因为文章之外的原因而删改自己的文章。从业文化的人都知道宽容的气氛与无障碍的自由心态对文化创造来说有多么重要，文化创造的力量是敏感而脆弱的，随兴而作，一删而衰，再删而竭。发表过程中的删改环节必然对作者的写作心理造成伤害性的抑制。一两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文化天才可能战胜压抑性的文化环境而存活，但却不能想像一个社会的文化会在诚惶诚恐、谨小慎微的气氛中繁荣。如果减解了传媒的低劣化程度，我想像不出学者蔑视传媒的任何原因。须知在现代文化史上，大众传媒一开始就是大学的朋友而非大学的敌人，正是《新青年》、《新潮》杂志同北京大学的结合才造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大学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才使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崛起，使他们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建立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传媒使他们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社会影响；大学教授的地位加重了他们在传媒上发言的份量，而传媒造成的社会影响又反过来加强了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　　问：有人认为今天的传媒与“五四”时期的传媒大大不同了，那时是文人办报办刊，而今天多为商业化运作，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趣味要求商业；所以今天像《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媒体虽为知识分子所不喜却为大众所欢迎。你对此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