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寨银行在农村社区的公共性建构.doc

村寨银行在农村社区的公共性建构 摘要：为了跟上现代化进程，拉近城乡二元的发展差异，国家和社会试图通过输入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复兴乡村经济社会。然而，单纯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逻辑，由于忽略了社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自主性价值诉求，致使其迟迟迈不出发展的困境。换言之，一元的经济决定论从某种程度上误解或抑制了村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原本可以激活社区活力的公共经济资源，凋零在以发展为名扬起的历史尘埃中。本文将以云南丽江河源村正在实施的“以社区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公益项目中的子项目——“村寨银行”为例，阐述公益性社区金融系统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如何培育社区公共，促进社区整体发展。　　 关键词：村寨银行 社区发展 公共性 　　 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城市化建设风起云涌，政府着力于加速经济建设以拉近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差距，2010年中国终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一元化的发展思维主导下，使城市百花齐放的经济改革却并没有给乡村带来活力，城乡差距却越拉越大，社会矛盾、环境危机日益突出，社会结构失去平衡。穿过高楼林立的繁华城市，农村的衰败令人触目惊心。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向乡村输入各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扶贫式小额信贷、社区发展基金、输送技术服务等方式来改变农村的现状、激活农村的发展潜力，促进农村与城市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契合度。 一、传统发展方式的局限性 　　 在一元化发展主义的判断中，人们往往将农村贫困等同于经济落后，为此，认为只要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便能拉近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90年代中期，中国借鉴由孟加拉尤努斯创建的“小额信贷”模式（简称GB模式），在一些农村推行扶贫式小额信贷。但由于其信贷系统存在诸如信息不对称、服务功能单一、制衡机制薄弱等弊端，运转多年后，发现其结果并不理想。据人民银行2003年公布的数据，国家在1994年－2000年推行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有380亿左右的扶贫贷款余额坏账率在70%。同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公益机构也开始在农村推行“社区发展基金”，最早的有1994年在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发起的“村寨发展基金”，以及后来1998年在安徽霍山发起“贫困村社区基金”试点。与小额信贷不同，社区发展基金不仅试图通过金融服务改善村民生计，还致力于促进村民在参与过程中提高自组织能力建设。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此作如下定义：社区发展基金是“面向需求的成本分摊机制，它们旨在促进参与式社区发展”[1]。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社区发展基金无法将金融服务功能与社区能力建设进行良好的衔接，又过多的依赖援助方的管理和监督，而缺乏村民主体的自我参与和自我管理，由此，基金日益陷入运行困境。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至2000年，贵州草海一共建成的66个大小不一的基金借贷小组，随着项目资助方的撤出，到2012年年底，草海只剩下不到10个基金小组尚在勉强运行，其余的则基本陷于瘫痪。 　　 从实践的经验案例来看，无论是从孟加拉引进的以金融服务为主的小贷模式，还是将金融与社区发展进行结合的“社区发展基金”模式，虽然形式不一，内涵有别，但最终似乎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点：从外部的精英视角出发，侧重以线性的经济决定论为依据，规划出发展蓝图，带动穷人的参与积极性，以图复兴社区。然而，面对贫困因素复杂、文化习俗多元、社会机会缺乏、市场信息闭塞以及社区团结欠缺等种种差异的广大农村，单纯的将改变贫困的目标维系在经济增长和物质性发展规划上，能否直抵问题的核心？从现代理性视角上看上去合乎逻辑的经济发展范式，能否真正将农民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在以经济为触点带动农村发展的同时，能否超越一元的工具性范畴，而达至一个更为广阔、更富于建设性的多维度发展视域？阿玛蒂亚·森曾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2] 二、嵌入在社区发展中的社区金融——村寨银行 　　 本文以一公益团队建立的社区金融系统“村寨银行”为例，观察它作为一种项目促进手段，在嵌入“以社区发展促进环境保护”的项目过程时，其金融服务功能如何渗透至社区村民自主发展的整体架构中，并籍此激活社区的公共社会资源和公共自然资源，扩展社区团结，重塑社区公共结构。 　　 自2004年起至今，笔者先后在贵州古胜村、内蒙阿拉善盟和云南丽江三地对十多个实施了“村寨银行”村庄进行跟踪观察和纪录。观察社区村民在公益团队的协助下，建立起“村寨银行”的过程，并且村民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运行以及自我监督？ 　　 村寨银行，它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贵州威宁草海实施的“村寨发展基金”，草海是极贫地区，当时年人均收入不足450元。在国际机构的帮助下，草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