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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人民调解各地模式的考察 　　毋爱斌 　　【提要】 本文对当前我国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梳理，总结了各地人民调解经验和模式，并对该经验进行分析，以求进一步探索如何创新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调解制度的传承。这种扎根于农村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纠纷解决机制，构筑了解决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这一制度也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赏，被誉为“东方经验”，为西方国家借鉴并有所发展。该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90年代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原因是人民调解适用于传统小农经济基础和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经济模式，其特点“其实是一种教育的过程” ，这种调处模式可概括为教化型调解②。但是，在当前对共同体的归属意识日渐稀薄的情况下，教化型调解由于多谈人情伦理的倾向，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可能导致调解费时且成功率低。此外，以法治为导向的宣传也促使人民调解制度功能的衰落，更多的纠纷引入到诉讼解纷机制之下。人民调解制度因此成为被现代社会所“冷落”的解纷机制。 　　但是，人们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探索从未停止。此外，由于诉讼为中心的解纷机制并未在当前社会承担起有效解决纠纷的功能，其在纠纷预防、防止纠纷升级与激化方面显示出自身的“坡脚”，其“事后诸葛亮”常使得纠纷难以做到案结事了，从而促使人民调解制度的不断创新。且在中国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下，各地出现人民调解制度创新的高潮，人民调解重新焕发生机。笔者在此尽可能全面收集各地的探索经验，根据创新经验的形式进行类型化分析。但由于信息和各地报道的不全面，难免挂一漏万。 　　一、各地对人民调解的探索 　　在实践中，各地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异常活跃。有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有人民调解组织83.7万个，其中村(居)调委会68万多个，占调委会总数的81.3%;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4.2万个;全国企业事业单位人民调解组织已经达到8.2万个;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1.2万多个，并且呈现出继续发展的势头③。因而也就加大了笔者收集材料和类型化的难度。笔者根据各种创新方式的组织特点，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 “大调解”模式的人民调解 　　1.陵县模式——山东德州 　　陵县模式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出现的创新模式，突出的特点是乡镇一级行政力量的参与。1998年，山东德州陵县在各乡镇建立了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运作、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开辟了一条化解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路子。陵县也因此成为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发祥地。 　　陵县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由乡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是在乡镇司法所的基础上，成立由派出所、法庭、计生、土管、民政、财政及党委办公室秘书、律师等组成。中心主任由乡镇分管稳定工作的副书记兼任，司法所长任常务副主任，下设接待站、调解庭、帮教办、法律服务所等办事机构。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受理本辖区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免费咨询，免费调解。一般案件的调处方案由主任和常务副主任共同研究确定，而重要案件的调处方案则由调解中心之上的乡镇党委书记办公会集体研究确定。 　　2.枫桥经验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是“枫桥经验”的基本特点。40多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创造了“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由此，“枫桥经验”闻名全国。这一经验一开始时被群众通俗地称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1998年8月，浙江省、地、市三级联合组成调查组，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2002年以来，该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这一经验是由政法委负责协调领导，法院直接参与组织实施并进行业务指导，兼容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以对乡镇一级调解为基点，形成镇、社区、村(企业)三级调解网络，注重调解与诉讼的对接。这些枫桥镇历年来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工作方法，成为“枫桥经验”的新内涵，并具体落实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积极参与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民间组织相互协作、官民并举的矛盾纠纷个案调处机制。 　　3.南通模式——江苏 　　2003年7月南通市设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指导委员会”，在县、乡两级设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村或社区设立调解站、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