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兴衰过程中的组织和管理因素的研究.docVIP

山西票号兴衰过程中的组织与管理因素研究 引言 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以日升昌票号的诞生为标志，至日升昌票号破产清理后以钱庄形式复业，前后共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的经营过程中，山西票号在社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几经周折创建了“汇通天下”的金融体系，“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为山西商人创造了亿万两白银的收入，使之成为当时全国的首富。山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和存贷款业务。汇兑分同业对交、迟票、兑条、信汇、汇票、电汇六种；存款分往来存款和定期存款；放款分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初步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业务范围和规模。初期，票号主要服务于工商业，随着票号的发展壮大以及历史环境的变化，山西票号开始充当政府捐纳军饷的办事机构、汇兑公款、甚至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解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承办国家借款、赈灾及战争赔款等等。据统计数据显示，票号一度掌握着清政府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实质上，山西票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作用。与此同时，山西票号服务于工商业发展或者说是左右工商业发展、甚至影响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的能力和作用也大大地增强了，可谓“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山西票号鼎盛时期业务网络遍布全国各地，连西北边陲及东北一带如西藏、宁夏、热河、黑龙江、吉林、锦州、长春等地都有分号；甚至国外的朝鲜仁川、日本大阪、神户、东京也设立了分号，国内外共有票号30家，分号566家，分布在126个地方。真正实现了‘汇通天下’。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近百年搭建起来的金融体系迅速“坍塌”,并最终完全推出了历史舞台，而其由鼎盛到衰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山西票号从发展壮大到最后衰亡的100年间，绝大部分时间是中国近代史上内忧外患重重、战乱频仍的年代。票号作为一种信用机构，能够在不稳定的社会背景下逐步成长，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山西票号成功承袭、并进一步发展了晋商五百年运作的经验和经营管理成果，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治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使山西票号能够在很多大的社会变革与动荡中成功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实现自身的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在山西票号的迅速衰亡过程中，政权的变更、国内的战乱、大银行的竞争等等客观的因素确实起着很大作用，但票号自身在长期繁荣发展的背后逐渐滋生、暴露出的种种经营管理方面的弊端,以及其组织管理制度和经营理念没有随着业务的发展、环境的变迁而及时进行调整与改进等等内部组织管理因素也是导致其最后消亡的重要原因。山西票号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正处在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中、并面临着全球化挑战的中国的国有与民营企业来讲，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段时期以来，国内的企业管理界更多地是在向国际经验学习并逐步效仿，但是很多企业在引进国际先进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如北大方正与李汉生、TCL与吴士宏、实达电脑与麦肯锡等等失败案例不胜枚举；而相反象联想这样在管理上更多地根据中国的国情与企业实际的运作环境而进行的调整却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这些正是目前企业管理界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尴尬的问题，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山西票号这样一个具有百年发展运作历史、在中国土生土长与中华人文环境息息相通的企业群体，他们在管理和运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疑会为中国的企业管理提供更符合中华文化传统的有益借鉴。本文力图从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角度去分析探讨在山西票号发展与衰亡过程中企业自身的治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并把这些因素与当代的相关理论进行对比研究，探悉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以求为目前国内企业所面临的治理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线索和思路。 一、推动山西票号发展的组织制度与管理模式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发展的几十年是中国近代社会最为混乱不定的时期之一，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功地利用了社会的动荡与波折而一步步发展壮大，与其先进的组织与管理制度密不可分。 （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组织制度山西票号在总结500年晋商运作经验的基础上沿袭并进一步完善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组织制度，即所谓的“东伙制度”或着叫“东掌关系”：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票号作为专业性很强的金融企业，这种两权分离的组织方式无论是在票号的创立还是兴盛上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东掌关系”的主要内容 “东掌关系”指的是票号资本家与经理间的合约关系，以信义为基础。票号成立时由资本家出资聘请“大掌柜”，双方写立合约，即完成了立法手续。合约要随票号的发展、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修订与完善。票号和约是一个规范股东和经理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组织文件，和现代企业中的章程类似。从一些票号的合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确定资本总额和每股数额，并写明每个资本家的投资额和股份数；和约一般是众资本家与总经理一人写立的，只写银股数；说明银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