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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 梁治平 　　在中国的知识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法律人与知识分子的分离。说得具体一些，法律人似乎并不关心一般知识分子所讨论的问题，普通知识分子也不了解法律人所作的工作。不但法律人不算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几乎不相往来。这种现象也表现在出版方面，大抵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出版社极少出版法律图书，而一般知识分子又很少注意和阅读各法律出版社的出版物。这样一来，法学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的一个盲点。我们的哲学家敢于讨论史学、文学甚至经济学和人类学上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怕进入哲学和历史的领域，但是他(她)们一涉及法律就踌躇不前，理由是“我不大了解法学”。但是如果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总以不了解法学为由而拒绝思考法律问题，如果法律思想因此而被排除于他(她)们的理论思考之外，那就很难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和正当的情况。 　　检视现代知识传统，追溯我们的知识渊源，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说，法学只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失去的那一部分。因为在我们所继承的现代知识的源头，法学差不多一直处在知识传统的核心位置。即使是在社会分工极度发达，知识高度分化的今天，法学在各种社会理论中仍然具有显赫的地位。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思想家、理论家，不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哈耶克、哈贝马斯或者罗尔斯，都对法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而如果不曾把法律问题纳入其理论思考的范围，他们的理论和学说就会残缺不全。那么，人们自然要问，是什么缘故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和建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时“遗漏”了法学这样一支如此重要的传统?是什么东西把当下中国的法律人与知识分子分作两截?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知识分子所秉承的知识传统不同，还是因为时代对他们各自的要求不一样? 　　传统的士大夫确实有轻看法律的倾向，不过，今天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并不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在性质和功能等方面也与中国古代法律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改革旧制，学习西法，恰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因此，用文化传统的差异来解释上面的现象，至少是不充分的。至于时代的要求，就中国的情形而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大约除了“民主”和“科学”之外，再没有比“法制”更响亮的口号了。而且，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也已经证明，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宪政和法治都是无法回避的主题。任何一种完整的社会理论和思想，都必须把法律问题纳入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工并不是有思想力的知识分子拒绝法律思想的正当理由，法律人与知识分子各自为政不相往来的局面是知识界不成熟的表现，而无力提出包含法律理论在内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文化理论，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失职。当然，这样说还是没有解释前面指出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法律思想如此陌生?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法律人与知识分子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相隔?其实，我们还可以提出其他许多解释，其中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是，中国的法律人本身就不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虽然垄断了所谓法学研究，而且在最近十数年间保持着数量惊人的产出，但是它从未向知识界提供真正优秀的产品。实际情况是，经此群体建构的“法学”不但缺乏思想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非学术化了，这样一种“法学”自然会被排除于知识分子理论思考的视界之外。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智识史上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其影响至为深远。 　　在人类历史上，法律是与文明同样古老的现象。从法律的运用当中，不仅产生经验和技巧，而且也产生程度不同的专门化知识，我们可以把这类知识笼统地叫做法律之学。如果作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会发现，具体时空中的法律之学不但与特定的法律形态相关，而且与特定的知识形态相对应。犹太教的律法学，伊斯兰教的教法学，发端于古罗马的法学，以及中国古代的律学，它们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知识传统。 　　中国古代律学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商鞅变法。秦始皇焚诗书百家之言，法令以吏为师。因此可以说，职司法律的官吏就是中国最早的律家。汉承秦制，而此禁稍弛，以至厕身于律家行列的不仅有造法者萧何、叔孙通，治狱者张汤、赵禹、杜周，还有一代大儒董仲舒和马融、郑玄。律学之盛，以此为甚。汉以后，律学虽逐渐式微，但是从未灭绝。唐代著名的法典以“疏议”为名(《唐律疏议》)，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律学的传统，而它的编纂者长孙无忌等无疑也是古代杰出的律家。至于明清两代，律学虽然不能与汉唐盛世时的情形相比，私家注律的成就却也蔚为可观，如果把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各种讼师秘本也一并考虑进来，我们对古代律学的传统就会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作为一种知识传统，古代律学有两种基本特征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律学完全是致用之学。换言之，律学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历史上的律家也从不以知识追求为自己的目标。其次，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在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科学的意义上，律学并不是一种“学”，而是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