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doc

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 ——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逆城市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国家“城市病”和城乡差距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二战”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一种“伪逆城市化”。故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应当吸取西方城镇化的教训，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关 键 词】“逆城市化”；“伪逆城市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乡一体化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1976年提出的，是指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都市发展开始趋缓，大量城市人口和资源流向农村及小城镇的过程。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的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发展过程呈现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诺瑟姆曲线)，进一步验证了“逆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把城镇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镇化率高于30％，低于70％)和稳定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大于70％)三个阶段。在城镇化后期，城镇化增速趋缓甚至停滞，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至此，“逆城市化”不仅被看做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被广泛用作研究城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学者1980年代末开始对“逆城市化”问题进行关注[1]，直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是介绍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和理论。1990年代末，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开始在研究西方“逆城市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对中国警示作用的研究[2]。进入21世纪，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不断出现的“民工荒”、“逃离北上广”、“非转农”等现象，引起了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并被视为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 　　在对中国所谓“逆城市化”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西方的“逆城市化”为参照，因为“逆城市化”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始于西方。廖筠[3]、陈伯君[4]、郭文婧[5]等把中国出现的“非转农”以及农民工回流等人口从大城市向农村或小城镇倒流的现象称为“逆城市化”现象，并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当前出现的“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借助“逆城市化”机遇发展小城镇，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格局。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有道理，深究起来有把西方城镇化发展“规律”全盘照搬的嫌疑，也有对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的特点缺乏深究，从而把中国的所谓“逆城市化”与西方的“逆城市化”混为一谈的缺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也有学者[6]注意到了西方国家“逆城市化”并非普遍适用的规律，而是其城镇化发展达到相当的高度，一系列城市病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的产物，暴露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发展大城市后建设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的诸多弊端，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宋时飞[7]、袁亚飞[8]把中国当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称为“伪逆城市化”，郎咸平[9]也认为“我们的逆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但就论证上来看比较简单，最多只是一种观点的表达，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对西方“逆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对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的研究还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缺乏与西方“逆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因而照搬西方“逆城市化”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如何看待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和实践，如何准确认识中国当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不仅关系到对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律的认识，也关系到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性抉择，关系到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走向和效果。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逆城市化”的深入研究及其与中国当下所谓“逆城市化”的比较，厘清关于“逆城市化”理论的偏见和缺憾，以期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有所启示。 　　一、西方“逆城市化”实践、理论基础和条件 　　(一)西方“逆城市化”实践与理论基础 　　“逆城市化”实践始于“二战”以后，西方少数经济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开始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和农村流动。英国伦敦城市人口从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减少了10万人，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每年城市人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到1970年代，“逆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出现加速趋势。以英国为例，英国城市人口1950年代每年减少2万人，1960年代每年减少4万人，到了1970年代每年减少9万人[6]。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美国，由于东北部的制造业开始衰退，大量的人口迁移到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