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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角度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 张楷弛 柳欣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 摘要：本文讨论需求作用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决定作用。文中以剑桥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基于货币量值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讨论了融资约束和企业行为模式如何决定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论证了在需求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宏观变量会存在不同的稳定增长状态，未来趋向于其中哪一个将受融资约束、利息率的变化、财政政策和资产价格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剑桥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 融资约束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一、文献回顾 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多数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高速经济增长得以持续有什么内在机制，是否会遇到资源约束等障碍，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认识经济增长路径的决定问题。对此，一般的认识是生产能力的积累是主要因素，然而市场经济中需求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忽视可能导致旨在维持高速稳定增长的政策出现偏差甚至背离。本文要讨论的正是需求作用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决定作用。 生产能力决定经济增长路径的研究范式，首先由索洛（1956，1957）给出，他分析了固定储蓄率下的平稳增长路径及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卡斯（1965）等则研究了个人最优化储蓄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后各类研究储蓄决定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路径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其基础都是总量生产函数。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现代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对这种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批评。 批评的焦点之一集中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的总资本概念在异质资本模型中的逻辑一致性。新古典总资本概念（克拉克资本概念）需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存量资本和存量劳动力一起放在总量生产函数中时，可以解释产出流量；其二，总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利润率。但罗宾逊（1953）和钱伯努恩(1953)证明了在异质资本品模型中不存在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资本指数。针对这些批评，萨缪尔森（1962）尝试在不借助克拉克资本概念的情况下证明生产函数推出的主要结论仍成立，从而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是异质资本品模型的一种很好近似。但其结论十分敏感的依赖于 “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设，而斯拉法（1960）、罗宾逊（1969）和哈考特（1972）已经揭示了在没有这个假设的情形下， “技术再转折现象”的存在使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推出的几乎所有结论失效。因此，将实物总资本概念放入总量生产函数中研究增长问题不能较好地反映异质资本品世界的规律。 批评的第二个方面，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是否由“生产能力”所决定。自凯恩斯的《通论》描述了市场经济由需求决定产出的过程后，新古典学者将其与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综合，声称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确实是由需求决定的，但其长期增长仍然是由“生产能力”即总量生产函数决定，这种综合被批评者称为是扭曲了凯恩斯的观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1978）可以清楚地指出生产能力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与统计数据是极不相符的：美国的长期统计资料显示，资本劳动比以稳定的比率增长，但利润率水平长期来看是稳定的，这就与“生产能力决定论”的结论“利润率与资本劳动比负相关”矛盾了。索洛（1960）对此的解释是存在中性的技术进步，刚好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相平衡。然而极端不规律的技术进步怎么能够和稳定的资本劳动比增长刚好适应呢？显然，对于一个市场经济来说这个解释连同用生产能力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思路都是值得怀疑的。 笔者认为，无论解释市场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是短期波动都必须考虑需求，而总需求是一个货币量值概念，无论投资还是消费都是一笔货币值。因此本文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基于货币量值（名义值）变量，从需求角度解释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以此来讨论影响增长路径的因素。这与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的不同在于是从需求角度而不是生产函数角度，以及从名义变量而不是实物变量出发来分析，因此避免了上述两种批评。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样作显然有一点疑虑：只有实物变量才具有社会福利的意义，推导出名义变量的变化规律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们可以将模型的解释力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考虑开放条件下的一国市场经济，由于短缺性的资源可以通过外部获得以及进行替代，因而实物积累的约束即使从长期来看也并不会束紧，当名义量值的总需求越大时，实物产出就相应的越大，物价水平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名义量值宏观变量的变化就能够代表实物产出即社会福利的变化了。事实上，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的研究所指出，美国1850年到1950年的物价水平基本是不变的；战后几个东亚新兴国家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也确实能够代表实物产出的增长。因此我们上述限定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广阔的。 我们的模型将从剑桥增长公式出发，忽略生产能力的积累来得到需求对货币量值宏观变量长期趋势的决定作用，并讨论模型参数对长期趋势的影响。通过该模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