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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农村建设 整个西方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干了一件事：完成了从一个生活必需品时代到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这个转型在社会层面上非常不容易，必须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的条件来支撑它。中国目前正面临同样的挑战 　　城市社会又分成三部分人。 一部分人，拿的是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体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不承担城市生活主要费用，大体也算均衡；最惨的是从低端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的，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几乎完全不对等，成为这个城市最不平衡的边缘人 　　我们改革思路当中有一个误区：老说制度不完善，必须要改革我们现有的制度。的确，制度不完善，人们会钻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如果真有无懈可击的好制度，其成本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脱离城乡关系，就农村谈农村，是谈不下去的。以农民看不起病为例，在20—30年前，农村的医疗问题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尽管那时农民也没有很高的 医疗服务，但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稍大一点的病就弄得倾家荡产。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为什么农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呢？主要原因是“医”和“药”大多来自城市，其价格是按照城市生活和收入水平来制订的。所以，农村问题需要从城乡关系的新视角来重新看待。 　　“耐用消费品时代”到来导致的“断裂” 　　关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去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是3.22∶1。另外的一个计算结果，是将福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结果是6倍。而前一段一家研究单位的研究则得出另外一个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但这当中包含了实物折合，比如过去一年养的猪长胖多少，树长粗了多少……把这些实物增涨都折成钱，这才达到3255元，这部分非货币收入大约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1/3，所以如果去掉实物这部分，只算货币收入，城乡差距就是4倍多；如果再把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等等都算进去，城乡差距可能达到8倍多。而世界上城乡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 　　8倍或6倍的差距使得城乡两部分人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和世界。更严峻的问题是，两部分人却要面对同样一个市场，同样一种价格。医疗问题就是这样的，城乡8倍差距也好，6倍差距也罢，医疗市场只有一个，药品价格只有一个，而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贴近城市收入水平确定的。教育价格也是如此，所以仅仅就农村看农村是行不通的，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 　　读过《光荣与梦想》的人会发现，1929年之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近：经济繁荣，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能力过剩，购买力不足，汽车、钢铁、房地产崛起，成为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1930年代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场大萧条的产生原因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1929年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过剩的危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生产过剩是确实的，但说周期性却并不准确，因为从1929年到现在70多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危机。那么当时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西方社会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就开始进入这种转折，但就是转不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转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然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后来“二战”爆发，西方才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变。所以朦胧一点讲，整个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干了一件事：使得这个社会完成了从一个生活必需品时代到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猛一听可能觉得奇怪：过去是柴米油盐的生活必需品时代，现在是汽车、楼房的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不挺好嘛，怎么出现大危机了？这个转变从个人的角度看，丝毫困难没有，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相适应的一套消费模式，就必须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的条件来支撑它。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三条非常重要。第一条就是社会保障。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社会保障是一件花钱的事，总以为政府手里钱多得花不出去，才会有社会保障，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大萧条是1929年到1932年，美国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来的，当时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走出来。为什么？很简单，没有社会保障，消费者就不敢买东西。 　　第二条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现在人们在讲一个社会要以中产阶层为主，这其实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条件。当时美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从农村刚刚进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国比我们多了一个工人运动，多了一个工人可以对资本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