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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人的历史责任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全球化时代人的历史责任 三 　　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可能为人类进步找到一个道德责任论证之外的论证，而这个论证既不像并非不可能论证或逻辑可能性论证那样弱，也不像大自然计划论证或历史必然性论证那样强？第二，如果这种论证能够找到的话，它是不是意味着人对历史进程的道德责任因此就减轻了一些？与波普尔和罗蒂都进行过争论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为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发。 　　哈贝马斯像波普尔一样承认在概念上区分事实与价值的必要性，为此他一直受到包括罗蒂在内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批评。但是，说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区分，不等于说无法在它们之间找到将它们联结起来的中项。在哈贝马斯那里，寻找这种联系和中项，意味着寻找价值和规范当中硬性的东西、不完全取决于特定情境之中人们的非理性选择的东西。在波普尔看来，甚至对于他毕生捍卫的批判理性主义的选择，说到底也只能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非理性选择。 而在罗尔蒂看来，即使是所谓事实问题，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价值问题。与这两位殊途同归的哲学家不同，哈贝马斯诉诸一个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事实的东西，也就是作为日常语言交往活动之预设而存在着的交往理性。这种理性预设既不是纯粹的构成性的东西（事实），也不是仅仅范导性的东西（规范）。 离开它们，交往行动就决无可能；但无论何处，它们也都没有充分实现。现实的交往行动过程或多或少是受到强制和扭曲的。但即使这样，它们之被评判为受到强制的和扭曲的标准，也存在于它们的预设当中。哈贝马斯的这种论证既区别于康德的道德责任论证，也区别于他的逻辑可能性论证和历史必然性论证。我们可以把这种论证称为一种语用必要性论证。 作为这种论证之关键的交往理性概念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实践理性的概念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有意思的对应和差别。 　　第一，交往理性像实践理性那样与人类实践活动直接有关，但承担交往理性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承担实践理性则是作为微观主体的个人或者作为宏观主体的国家-社会：交往理性之区别于实践理性，首先是因为它不再被归诸单个主体或国家-社会层次上的宏观主体。相反，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这种合理性是铭刻在达成理解这个语言目的之上的，形成了一组既提供可能又施加约束的条件。任何人，只要用自然语言来同他的对话者就世界中某物达成理解，就必须采取一种施为的态度，就必须承诺某些前提。别的不说，他必须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参与者应该无保留地追求他们的语内行动目的[illokution?ren ziele]，他们的同意是同对于可批判的有效性主张[geltungsansprüchen]的主体间承认相联系，并表现出准备承担来自共识的那些同以后交往有关的义务。那包含在说话之有效性基础中的东西，也传达给了通过交往行动来再生产的生活形式。交往合理性表现在由诸多先验地提供可能和建造结构的弥漫性条件所构成的一种非中心化背景之中，但它绝不是那种告诉行动者应该做什么的主观能力。 交往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这种差别的具体含义，是在交往理性的框架中，不再有任何主体-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可以声称是理性的化身；交往理性本质上是不可能由特定的主体来承担的，而只能体现为具体的主体间的交往网络或者社会建制。 　　第二，交往理性像实践理性一样也对人们的行动具有规范的意义，但这种规范意义要比实践理性弱得多：交往理性不像古典形式的实践理性那样是行动规范的源泉。它只是在如下意义上才具有规范性内容：交往行动者必须承担一些虚拟形式的语用学前提。也就是说，他必须预设某些理想化-比方说，赋予表达式以同一的意义，为所说的话语提出超越情境的有效性主张，承认对话者具有对己对人的责任能力，也就是自主性和真诚性。由此，交往行动者被置于具有一种弱的先验力量的必须之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面临一种行动规则的规范性必须，不管它是否能够从义务论角度还原为道德命令之应然有效性[sollgeltung]，或从价值论角度还原为一组优选价值，或从经验角度还原为技术性规则的有效作用。一套不可避免的理想化构成了事实性的理解实践的虚拟基础，这种理解实践能够批判性地针对自己的结果，因而能够超越自己。这样，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就闯入了语言地构成的生活方式的事实性本身之中。交往的日常实践由于其理想化的预设而对自己提出了过高要求，但只有根据这种内在超越性，学习过程才有可能进行。 交往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这种区别的具体含义是：体现在日常语言交往过程中的理性结构-交往理性-对于行动者来说并不是合理行动的具体指令和内在动机，而仅仅是形成这种具体指令或计划、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培育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