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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 大道难通天 　　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标不治本。 在中国金融业内外交困、左支右绌的情况下,引进国际金融巨头似乎成了挽救中国金融业迫不得已的惟一出路,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共识。然而,这条看上去很美的康庄大道可能并非是中国金融业的通天之途。不管是上市融资、卖股引资,还是坏账剥离,都不能改变国有银行效益低下的严重状况,引来的外资可以照样流入黑洞,剥离的坏账可以更快的速度再产生。 引入外资并不一定就能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跟监督制度执行不到位(权力大于制度)、人事制度无法形成专家领导团队等有关,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资冲动有关,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这可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看出。迄今已有不少银行引入了外资,因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外方也不肯透露。 事实证明,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标不治本,这从我国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例如香港中银事件),管理机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没有机制、体制的深刻变革,仅依靠上市融资是无法建立运行高效率的现代商业银行。因此,转变机制比上市融资更重要,这才是关键。 中国各银行目前的上市改革在策略上是值得推敲。从银行的盈利情况上可以看出,赢得了大量国家注资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已经大幅改善。2004年,中国工商银行实现盈利747亿元。外资用30亿美元换来工行10%的股权,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几乎没有花费任何溢价,就可以取得这10%的股权,并且可以在4年之内得到至少100%的投资回报率,这还没有考虑到未来工行上市之后的股权溢价。 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也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当然,我们可以像出卖深圳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控股权一样出卖各个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已不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而是外国控股企业的治理结构了,这样的成本和代价不是太高了吗？ 　　其实,中国金融业的根本症结在于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所以,改革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则,明确责权利,就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研究员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最大问题在于无法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中走出,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垄断太多、管制太多,干预频繁,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既企业又政府机构的“特色”。现行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体制为主、市场规则为辅;仍然是政府希望以对金融资源的管制来聚集整个社会的资源,并为政府所主导的目标及国有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市场机制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国家花巨资处理了一批又一批,但又在不断产生着。 　　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否保证金融制度确立的效率性与合理性,改制能否有良好的法律依据和公开的讨论渠道,能否通过利益博弈与协商的方式公平竞争。他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强调在改制过程中的透明化和公开化。他认为国有银行之所以无效率,就在于各个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不清楚。而保证有效率的银行合约结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银行家的制度安排”:对剩余控制权有效激励与对个人控制权的有效约束。即如何才能让努力经营和真实信息披露的现实激励成为可能,如何让掌有银行控制权的个人得到约束或职位惩罚。而政府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不再是银行市场的参与者而是保证银行有效履行合约的仲裁人。 　　说白了,如果不打破过去沿袭严重而浓厚的官僚本位主义,不放弃行政官僚体系的管理思路或模式,无论怎样参照国外的经营模式和董事会架构,都将流于形式。 　　事实上,在目前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色彩并没有减少。有媒体披露,在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入股中行的同时,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获得了一系列的“保护性条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中行承诺,在2007年以前,中行每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