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映射模式-anupress.pdfVIP

中国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增长 第九章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映射模式 ＳｙｌｖｉｅＤｍｕｒｇｅｒ  引　言 自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旨在提高地区间劳动力 流动性的政策鼓励了大量的农村 －城市劳动力迁移。中国国家统计局估算的 ① ２０１１年城市地区的农村移民数量大约为 １５８亿。 同那些类似的人口流动 发生在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规模更大、节奏更快的人口 流动使中国政府面对着极富挑战性的政策问题，这些政策问题的解决需要对 劳动力流动的动机和约束有更好的理解。 对于中国的农村家庭而言，农村 －城市迁移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在 ２００７年，大约一半的农村家庭至少有一位家庭成员是在本村以外的地方工 作。作为他们多样化策略的一部分，农村家庭将迁移视作其主要收入来源。 ２００７年，外出务工人员汇回的迁移收入约占到农村总收入的２１％和有移民 家庭总收入的４３％ （Ｄéｍｕｒｇｅｒ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２）。有许多激励来源可以推动家 庭和个人进行迁移。有关迁移决策的经济学文献通常强调两组因素： “拉 力”因素和 “推力”因素 （Ｂａｒｒｅ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１）。自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以来， 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被认为是影响迁移决策的最重要的拉力因素。另外，推 ①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ｆｘ／ｆｘｂｇ／４０２８０１９０３。该数值指的是在调查 年份跨乡镇迁移超过６个月的农村劳动力。 １８６ 第九章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映射模式 力因素包括事前的风险管理、事后的风险应对或者对土地约束和人口压力所 导致的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反应。 从一个理论观点来看，ＯｄｅｄＳｔａｒｋ的开创性工作 （如 Ｓｔａｒｋ，１９９１）和 “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ＮＥＬＭ）文献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迁 移动机和迁移后果的兴趣。ＮＥＬＭ所提出的一般分析框架从两个方面有别于 人口迁移的新古典方法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９）。首先，它将家庭而非个人视作最 佳决策单位。将移民决策整合进家庭策略后，个人收入最大化不再是迁移的 唯一动因，收入风险的最小化可以被明确地加以考虑。其次，在解释迁移行 为上，它描述的是市场的不完全性而非劳动力市场。 针对劳动力迁移动机的现有经验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农村 －城 市收入差距均为迁移决策的重要推动力 （Ｚｈａｏ，１９９９，２００５；Ｚｈｕ，２００２）。 运用 １９９６年开展的一个村庄调查，Ｒｏｚｅｌｌｅ等 （１９９９）还指出最贫穷的家庭 无力参与移民劳动力市场。并且，土地规模和土地制度的不可靠都减少了迁 移 （Ｍｕｌ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个人层面，年龄、性别和婚姻状态在迁移决策 的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Ｈａｒｅ，１９９９；Ｚｈａｏ，１９９９），而教育的影响并不 确定。最后，利用 １９９９年对四川省 ８２４个家庭的调查，Ｚｈａｏ（１９９９）指出 了移民网络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迁移过程中提供实际帮助所发 挥的作用。基于２００６年中国农业普查数据，Ｃｈｅｎ等 （２０１０）证实了社会交 往在工作性迁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证据显示了社会交往的效果主要来 自同村人相互帮助会减少人口流动成本，并寻找迁入地的工作机会。 本研究使用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年农村家庭调查的家庭层面数据， 通过区分各种迁移模型和扩展分析家庭及社区网络的作用，更新了现有的研 究迁移决策的实证文献。沿用 ＮＥＬＭ，我们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我们所关注 的是对迁移决策各个方面的理解，以及通过对迁移决策、迁移目的地和迁移 持续时间的分析加深对迁移规模的理解。具体的，我们想要描绘具有不同地 区 （即短距离和长距离迁移）和时间 （即短期和长期迁移）特征的各类迁 移类型。基于各种估计，我们认为不同的迁移类型是由不同的因素驱动的。 此外，除了家庭特征、资产和地理特征，我们还解释了家庭和社区网络的具 体影响。 我们依次对如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