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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徐珍华谈国学热 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这两则文化消息使得“国学”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其中不无媒体炒作的因素，但“国学”、“儒学”的问题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为人文知识分子所关注，曾有过多次讨论。这已经是第三四轮了。 这次的“国学热”可以说是去年“弘扬传统”热的继续。年初我曾著文戏称2004年是“保护传统年”。因为“那一年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就是知识界中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都发现了传统的重要，从不同角度提出要保卫传统。例如，以儒家自命的人们发出倡导少儿读经的呼声（这大约也是顺应了无论倡导何事都要‘从娃娃抓起’的思维定式），并与一些时髦学者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儒道救国’的小小思潮；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突破了历来以‘进步’、‘革新’为正面价值的藩篱，宣称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也有感于近百年的‘心灵漂泊，精神虚无’呼吁‘再文明化’，重新建构‘中国精神’。而‘再文明化’获得和重构的‘中国精神’要素自然也离不开古老传统。甚至连带有官方色彩的作家、艺术家与学者也在发表‘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时，也津津乐道传统文化的‘东方品格’；并期待它能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而现今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仿佛是这些想法的落实，而且大张其名-国学。 “国学”的前世今生 “国学”这个带点“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始行于清末民初。说来可笑，它来自日本，“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篇就说到这一点。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将受到清代朴学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文献研究称之为“国学”。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走红的同时，这种学问再度兴起，与西学争辉，引起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的关注（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曹聚仁先生还说：“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19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日译章师的《国学概论》，便是《支那学概论》。”　最早使用“国学”这个词的，据桑兵考证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与梁氏维新派相对立的革命派章太炎，1905年在东京办的与其相类似的刊物叫《国粹学报》，似乎有意识地避开了“国学”这个词。然而，章太炎在日本时期就以传播国学为己任，开办“国学讲习会”，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们从鲁迅文章中还可以见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评骘史事时受老师影响的痕迹。辛亥革命之后，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培养许多国学研究的人才。他的《国故论衡》很有影响，据授课的记录稿出版的《国学概论》也风靡一时。在最初三年（1922-1025）就印了10版之多，可以想见当年受欢迎的情景。太炎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其所主张“排满”革命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政治国学。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流亡日本、在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就强调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章太炎在经学上属于“古文学派”，主张“六经皆史说”。他的“国学”是告诉国人当以自己的历史为傲。与其对立的今文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素王”（没有王位的圣王），把经学看作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学（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为谏书之类）。章太炎在《癸卯狱中自记》中指出“国学不振”有三个原因，除了“以一切旧记为不足观”、“新学”（即西学）外，还有“常州学派”（清代中叶复活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把“今文学派”推到极端的“公羊说”。所以我们说，章太炎的“政治国学”只是鼓舞国民政治热忱的，并非是把经学运用到现实政治操作中的“国学”。而康有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学”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和根据《礼记·礼运》篇中对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记忆而设计了中国改革道路，都是要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明搬入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与康有为论战，不仅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虽然太炎先生未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 清亡之后，这两种“政治国学”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虽然仍是著作讲学不辍，但这些活动主要是学术的。章太炎先生曾经一度反对过白话文，但影响不大，最多也就是使得主张白话文的鲁迅不敢上门拜望了。康有为虽然屡有“尊孔”、“读经”的呼吁，但调门很大、回响极小，常常流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启超先生早已随着时代前进了，与乃师分道扬镳了。 因此“国学”这个词很快就活跃在中国学人之口了。 民国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体，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