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docVIP

关于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 关于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对于明清时代的历史，日本学者虽然早就予以注意，但总体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明清史（特别是明史）研究是日本东洋史学中最落后的领域之一。战后，出于理解中国革命和现实的需要，日本学者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兴趣大为增强，明清时代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前史”，也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不断增多，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迄今为止，日本已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其中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日本学者在研究某一课题时，一般都很注重广泛搜集资料，对史料的考证和分析细致入微，不惮繁琐；同时，日本学者也具备较强的问题意识，很重视对相关理论模式的审视、辨析和修正，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内在连续性，可以层层推进，不断深入。由于文献繁富，观点庞杂，要对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作出全面介绍是很困难的。本文拟以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变化为中心，对日本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产生的理论模式进行粗略概述。希望这一概述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也希望方家对文中的疏漏和讹误之处提出批评指正。 一、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商品经济论·地主制论 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看作是没有发展的简单循环的社会的“亚细亚社会停滞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思想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当然，这一理论模式并不是日本独创和独有的，它与当时中国和苏联出于现实政治目的所进行的相关讨论是交互影响的 。不过，由于当时日本自认为已“脱亚”成为先进国家，“亚细亚社会停滞论”大为泛滥，并成为对侵略亚洲邻邦的恶劣行径进行正当性、合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秋泽修二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反复强调“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把“农村共同体的存续、残存”看作是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认为它规定着中国社会父家长的专制主义，同时也是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基础；他断言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鸦片战争的爆发才创造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过程的转机”，并由此引申出日本侵略中国的武力乃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促使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 当然，也应看到，在“停滞论”空前盛行之时，日本学者中仍有人或明或暗地试图通过对广泛史料的探求和严密的理论结构对“停滞论”提出反驳，“主张中国社会的自我发展可以用衡量西方社会近代发展的相同尺度进行比较，即可以在人类社会普遍发展阶段中规定中国社会与文化地位”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者比较系统地反省了战前的中国史研究，“停滞论”遭到广泛怀疑和批判。不少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由原始共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所谓的世界史基本法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史，于是按发展阶段论式的标准来解释和评价中国历史便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模式。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原来较受忽视的明清时代，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因被认为是由前近代向近代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开始成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时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围绕商品经济和地主制两个有内在关联的方面展开 。 在商品经济研究方面，作出划时代贡献的学者首推西嶋定生，他指明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所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西嶋以西欧经济史上的“农村工业”这一历史范畴为线索，对明末的棉纺织业进行了细密的实证研究，涉及到棉花普及的过程、棉花生产的地理分布状况、农业结构的变化及其地域差异、农村工业发达的起因、市场的扩大和商人活动、土地制度及国家权力的政策规定、农村工业与都市工业的关系等问题。在他看来，自唐末以来，农业生产的各种关系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从而使商业资本输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分解，作为自给自足性完成体的农村社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农村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性质也从此强化起来。西嶋明确指出，他提出的问题“对于认为中国社会在古代就已固定了的所谓停滞性理论具有反命题的意义”，但他同时也很强调要顾及到中国农村工业“历史性发展的界限”。根据他的考察，明末以松江府为中心展开的农村棉纺织业，虽然已是纯粹的商品生产，并形成了广泛的全国性市场，但却是以因过重田赋而零碎细小化了的农村为母胎而诞生的，“这种农村手工业，因为不会从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所以始终是个体小农的简单再生产，不会再向前发展了”，也就是说，“好容易自己萌芽出来的农村工业的新形式，又在其内部各种制约下，具有如上的限度，因此，再一次阻止了历史的发展——走向近代化之途”。 西嶋的研究发表后，波多野善大、里井彦七郎、佐伯有一、田中正俊、寺田隆信、藤井宏、横山英等多位学者围绕他提出的问题展开批评和再探讨，他们分别对盐业、矿业、茶业、窑业、棉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