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产权比较(载《中国农村经济》,2002.8).docVIP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产权比较 周春平 摘 要：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本质区别是两种产权制度的区别。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和制度变迁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在工业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下，苏南和温州农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产权制度。社区政府的行为对两种产权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效率起了不同的作用。实证分析表明，苏南集体产权的效率表现出暂时性的特征，温州私有产权的效率表现出持久性的特征。在面临新的压力下，苏南集体产权通过改革向产权的明晰化和人格化方向演进；温州私有产权则从产权的明晰化走向联合，从古典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关键词：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产权比较 一、两种模式的产权制度特征及其形成路径 1、两种模式的产权制度特征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的苏、锡、常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工业化的方式与路径。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的温州地区，通过发展家庭工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化的方式与路径。两种模式的发展目的都是为了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实现农村的工业化，但是，两者实现的方式与路径却截然不同，其本质区别即在于所选择的产权制度不同。从产权角度看，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特征是，生产资料归全体社区居民所有，即产权归乡（镇）或村的居民共同所有，这是一种公有性质的产权制度；温州家庭工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是，生产资料归家庭或个人所有，这是一种典型的私有财产组织形式。 由于产权制度是一国或一个地区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产权效率的高低往往决定了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经济绩效[1]。因此，我们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两种不同产权制度的比较。即对两种不同产权制度的形成路径及其演变过程的比较、对两种不同产权制度的效率以及社区政府在产权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等。 2、两种产权制度的形成路径 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产生的重要原因[2]。我们认为，人地矛盾虽然可以部分地解释苏南和温州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但是，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特别是面对相同的压力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产权制度。 从产权制度的形成路径及其演进方式来看，苏南乡镇集体产权的形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私有产权的形成，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创新主体根据潜在的创新收益与创新成本进行比较而作出的自发性制度需求，也是诱致性制度需求与中央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博弈结果。虽然两种产权的性质及其形成路径完全不同，但是，两种产权的形成均具有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即都是特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制度环境的产物，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发挥出了效率优势，成为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两条典型路径。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以及制度变迁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在农村工业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下，苏南和温州农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产权制度。苏南农村的集体产权萌芽于1950年代的社队企业。在合作化和公社化后，苏南的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得以巩固。为了发展农村工业和缓解决人地矛盾，一些社队组织即利用集体积累资金、剩余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兴办起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集体企业）。不仅如此，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还得益于苏南发达的交通，由于受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的辐射强，乡镇企业所需的人才、技术、原料以及产品的销售等都比较容易解决，从而降低了兴办较大规模的企业的交易成本。此外，乡镇集体产权所具有公有制性质，也使得这一制度安排容易为政府所接受。而乡镇集体产权的非全民所有性，又使得其可以游离于严格的计划经济之外，所受的束缚比国有企业要少得多，从而成为体制外的具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力量。1978年，苏南乡镇企业已有18511家、职工89万人，向国家纳税1.7亿元；1985年，则增加到28969家、职工228万人，向国家纳税13.4亿元，吸收了苏南农村40%的劳动力[3]。 与苏南农村明显不同的是，改革前，温州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温州的社队企业从1950年代末起步，但由于原料、技术、销售等都得自力更生解决，社队企业因此发展得十分缓慢。至1980年，温州乡办工业企业只有2786家，平均每户企业的年产值仅为6.28万元[4]，而苏南乡镇工业企业1978年这一指标已达14万元。改革后，温州农村依然不具备大规模地形成集体产权的条件，因为：温州农村不象苏南受城市工业的有力提携，温州农村远离大中城市，城市工业对农村工业的辐射有限，形成大规模工业的技术、资金、原料、能源均没有保证，因而组织大中型企业的交易成本较高。 正是这些约束条件决定了温州农村，不可能像苏南那样大规模地形成集体产权，而只能通过市场来自发地组织资源，由家庭或个人直接投资，形成私有产权。通过家庭生产对联合生产的替代，来完成农村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