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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失落与追寻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意义的失落与追寻 深入追究下去，我们可以从这里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就上帝的存在打赌？关于这个问题，悲观主义者，像哈姆莱特和李尔，都作了消极的回答，或至少是把它悬置了起来。他们眼里揉不下肮脏的砂子，因此对人生价值产生怀疑。但他们被怀疑牵着走，始终没有摆脱绝望的阴影。与他们相比，帕斯卡既是后退，又是前进：后退到最原初的神秘，却也因而显现了穿透黑暗的神性的亮光。换句话说，人在矛盾两极来回撕扯的尴尬荒诞的生存境遇不是放弃信仰的理由，而恰恰是重建信仰的理由。“所有这些对立，看来仿佛使我远离对宗教的认识的，却是最足以把我引向真正宗教的东西。”[40]在帕斯卡看来怀疑诚然需要勇气，但怀疑到根本否认光明的地步，就是不敢承认怀疑之局限的懦弱。“最足以谴责精神的极端脆弱的，莫过于不能认识一个没有上帝的人是多么地不幸了；最足以标志内心品质恶劣的，莫过于不肯希望永恒的许诺这一真理了；最懦怯的事，莫过于作反抗上帝的勇士了。”[41] 既然赌上帝的存在成为非作不可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问题就是，这场打赌最终能赢吗？倘以作为绝对实体的上帝的存在打赌，肯定要输给以实证科学为根据怀疑上帝存在的理性主义者。但帕斯卡说，他吁求的不是学者和逻辑学家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和约伯的上帝。于是局面便整个倒转了过来。一方面，指责宗教信仰缺乏严格的理性证明，变成了对宗教信仰的最高褒奖。因为假如基督徒给出这种证明，他们就是不守约言了：“唯其由于缺乏证明，他们才不缺乏意义。”[42]另一方面，赞扬科学理性的清晰严谨，又不啻是对科学理性的致命诘难，因为逻辑的必然性压根就无法解决知识论范围以外的终极价值意义问题。“感觉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43]因此，可以追问，而且必须追问：当科学根据自己的合理要求，在正当地排除那些把上帝实体化的虚妄观念的时候，是否也有权利和根据把原本不属于它权限范围的价值信仰一并加以排除呢？反过来说，凭什么就能断定，出自信仰的情感激荡没有冷漠的理性推论来得可靠呢？一旦面对这些问题，近代理性主义浪潮的弄潮儿便会在帕斯卡那里发现一个最强大的敌手。 历史理性的盲区 帕斯卡逝世于1662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是辉煌的启蒙世纪。在这个世纪，科学的令人目眩的成就使理智的优越性成为不可移易的信条。人们觉得，凭借理性的力量，不仅可以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精确认识和有效控制，而且可以改进社会，最终达至人性的完善。在一种乐观主义占上风的文化氛围里，帕斯卡的沉思成了一个不和谐音响，以致伏尔泰把向这位“卓绝的愤世者”发出挑战，提到了“为人类辩护”的思想高度。[44]按照伏尔泰的辩护辞，令帕斯卡感到迷惘的人性的矛盾，不是人的荒谬和软弱的证据，而是人的力量的实际表现形式。因为矛盾性、多面性之类，意味着人是一个永远历险于新的可能的不定形的存在物。正是通过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外放显示和自由发展，人才不断地丰富自己、成就自己。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悲哀。“人是善与恶、快乐和痛苦的混合物。他赋有情感来行动，赋有理智来支配自己的动作。倘使人是尽善尽美的话，人就是上帝，而那些您称为‘矛盾’的假冲突，无非是人的组合中的必要成分，人的组合是应该这样的。” [45] 但这样一个善恶混合的矛盾主体能否承载起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重负？假如一定得由它承载，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当然不可能一切皆好。伏尔泰说，面对历史中随处可见的苦难，闭上眼睛无疑是愚蠢的自欺欺人。我们既不可能避免恶，也不可能根除恶。然而可以为之辩解的是，恶乃人性中固有的因素，且可以使历史显得丰富多彩。“历史有如悲剧，要没有情欲、罪恶、灾难在其中掀风作浪，就会显得毫无生气，令人厌倦。”[46]在其哲学故事《让世界就这样下去：巴布克见闻》中，伏尔泰以一种含蓄的乐观主义表达了那个令哈姆莱特发疯、令帕斯卡焦虑的历史悖论。巴布克受天使伊苏里艾尔之命，到他国家的首都去考察人们的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然后要他提议是毁灭还是饶恕这个城市。他看到了这个城市的严重的道德弊端，但同时也看到了它那辉煌的文明成就。于是他让本城最高明的金银首饰匠制作了一尊用最珍贵的材料和最下等的材料混合而成的精美的雕像，并带着这尊雕像去见伊苏里艾尔。他向这位天使请教：“你会由于这尊雕像不全是用黄金和钻石制成的而毁灭它吗？”伊苏里艾尔明白了。他决定听任这座城市就这样继续下去，因为虽则并非一切都十全十美，但一切总还是可以宽恕的。伏尔泰由此得出结论：“在一首讽刺诗里，人们尽可以指责人类的丑恶面；但是，只须还保有些理智的人，就不得不承认在所有动物中，人最完美，最幸福，也活得最久。因此，我们不必诧异，与其因为不幸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