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概念.docVIP

关于当代文学的的概念 当代文学和“新文学”、“现代文学”等是一个相互联系、无法分开的概念。 大致在5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述和作品选，大都使用“新文学”的名称，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1936）等。 这一时期，“现代文学”很少见到，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的，这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 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便被“现代文学”取代，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史著应运而生。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空间”，是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是为适应当时所需要确定的文学规范体系。 这种划分的依据来自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文学构成的等级划分——新的政治、经济力量决定新的文学 新民主注意文化具有“过渡文学”的性质——文学进化的阶段论 进入到50年代，“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宣布出现。但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经济基础的变化并未完全实现，因而在1952年的周扬说：“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但“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时作为新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时期指称的较通用的说法，是“建国以来”的文学。 5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的构造上是一个重要的时间。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使文学界主持者感到有理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1959年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较早提出和使用“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说它“在前一阶段的末期（指“革命民主主义文学”阶段末期，即40年代后期）已经孕育成熟了，当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以“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题目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在“正式文件”上确定了从1949年开始的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这样，“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区别，成为两个文学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 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的崭新特征的说明，通常列举的方面是：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主要对象，工农群众成为创作的主人；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则是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追求，肯定生活、歌颂生活的豪迈、乐观的风格成为主导风格；“作家队伍”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作家成为骨干；文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密切关系，并在现实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代文学思潮 50—7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学（文艺）界的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有：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 电影《武训传》有孙瑜编剧、导演，写清末山东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1948年在中国制片厂开拍，未完成因故中断。1949年初上海昆仑公司收购已拍成的胶片和继续摄制权。次年，在对剧本作了全面修改后重新开拍，年底在全国公演。开始，报刊评介的文章，虽然个别人对影片的某些局部提出质疑，而大多数则是热烈赞扬。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而参与修改、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5月20日），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这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对于这部电影，毛泽东的批评，在理论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历史不同阐释的合法性，二是文学创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力。 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1951年） 主要是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在此之前受到批评的还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白刃）、《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电影《关连长》等。《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因而这些批评是维护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 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些评介、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他们的文章最初发表时，发生了一些波折，后来在作者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得以刊出（1954、9）。《文艺报》在被指定转载这一文章时，主编冯雪峰撰写的按语，态度有些暧昧（“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上正确的”）。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