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docVIP

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论文,综合论文论文,... 《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 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用“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老子遂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但老子其人其书，却也成为以后中国学术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此问题在《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出土之后，仍未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尤其是在竹简本出土之后，争论又有了新的局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在《古史辨》第四、六册中留下的文字有“三十五六万言”，其中各种不同的见解，罗根泽在第六册的“自序”中列出了二十九种（包括由宋至清的十种），归纳起来，不外《老子》书是早出还是晚出两种见解，在晚出的见解中又有《老子》书成于战国的前期、中期、末期以至秦汉之际的不同。从方法上说，冯友兰先生与胡适先生可为两种见解所持方法的代表。冯先生是将《老子》书晚出的一些“证据”或疑点“合而观之”：“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 （《中国哲学史》上册，《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并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因此，在寻得《老子》书是晚出的“充分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评论近人考据年代的方法》，《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现在看来，当时取“展缓判决”的态度是较为妥当的，不管当时争论的各方是否同意“展缓判决”，实际上各方也只能提出种种“假说”或“假定”，而不可能得出证据确凿、足以说服对方的定论。 在70年代、90年代出土了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之后，学术界有了“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本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解决了《老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平心而论，此中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学术界仍存在几种不同的见解，而难以取得定论。尽管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可以坚执己见，但客观上可能仍不免要“展缓判决”。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其抄写年代在汉初，这是70年代所见《老子》最早的抄本。研究者普遍认为，帛书《老子》“近古必存真”，因而较多保留了《老子》的原貌。也正是因为此，帛书《老子》的价值主要在《老子》书的校勘方面，而分歧也主要在于如何把握校勘的尺度，即是否把帛书本视为“最好的本子”，或是否在校勘时“唯帛书本是从”（较多研究者所取的态度是“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见张松如《老子校读》引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于帛书本是汉初的抄本，所以它至多是否定了以前争论中的一种极端观点，即《老子》书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对于《老子》书是成于春秋时期还是战国的前期、中期或晚期，可以说，帛书本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因而主要的争论之点依然存在。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了竹简《老子》，这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材料。郭店一号楚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竹简本《老子》的抄写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这比帛书本的抄写时间早了约一百年。考虑到《老子》从成书到流传，以至被抄写而成为随葬品，不会是一个很短的过程，所以其书当在战国早期或中前期已经存在。这样，竹简本《老子》的出土，就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庄子、孟子之后）的观点。然而，竹简本《老子》仍留下了争议的问题。竹简本《老子》的整理者按竹简字体、形制的不同，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简文的总字数只相当于传世本五千余言的五分之二。由此，研究者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竹简本《老子》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不含有今本（传世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南面权谋之术，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作者就是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则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对竹简本《老子》加以改造、重编、增订而成。竹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可以说是两部不同的书。《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的孔子向之问礼的老子，是竹简本《老子》的作者；而“至关”（函谷关，据汪中《老子考异》，函谷关之置是在战国时期秦献公之世），受关尹之请，“乃著书上下篇，言五千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