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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生态建设第一 2005年7月23日在乌海市环保干部和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曲格平 乌海是一个新近建设的城市，我还没有去过。不过，内蒙我去过好多次，既看到过漫漫沙漠，也看到过一片片绿洲。今天你们要我给你们讲话，可能没有多少针对性。我想讲一讲西部地区的生态问题，乌海也是西部地区的一块，有些地方可能大同小异。 就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荒漠化蔓延、农牧业生态环境相当恶劣；同时，大部分地区的水资源严重短缺，城市和一些河流污染也相当突出。这种生态状况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农牧业的发展很迟缓，工业发展也不兴旺，经济总体水平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的40%，贫困人口2000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60%。 西部严重的生态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央决定开发西部也是想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什么这样恶化。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什么持续恶化呢？降雨稀少和高寒是造成生态极为脆弱的客观原因。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一些反思。我认为，这与发展观念、相关政策和管理不当有直接关系。比如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曾实施了“以粮为纲”的发展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之下，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大大加剧，生态更加恶化了。 内蒙古在1960年有草原8800万公顷，1980年减少到7866万公顷，而如今可利用的草原只有3866万公顷。开垦草原种粮食作物是主要原因。从沙区来说普遍存在三个问题：过度垦殖、过度放牧和过度滥樵。长期地和不适当的垦殖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现在荒漠化土地260多万平方公里，沙化面积17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解放后生成的占据了很大比重。 为了阻止荒漠化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也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的来看，治理赶不上破坏，局部改善整体恶化。这就反映了我们的发展思路存在问题，政策、决策有失误，管理也不善。 第一，对待生态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态度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不是去研究认识生态规律，从而使我们的思路和政策适合客观实际，而仍然以主宰自然、征服自然、把改变严峻的生态形势看得很简单，这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映。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中心主义”长期处于一种支配地位，不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认为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的上帝，一切都由人指挥。人类以这样一种态度来改造自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出现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的局面就不奇怪了。由此可见，发展思路不对头，战略、政策也就出问题。 有鉴于此，新近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和目标。50年来把人与自然和谐作为发展理念还是第一次，表明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发展，意义重大。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呢？这就要首先转变发展观念，转变人对自然界的态度，由对自然的强取豪夺，变为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 第二，在防治荒漠化的方针政策上有些本末倒置。土地荒漠化的根本原因是滥垦、滥牧、滥樵。但是，我们却很少从源头上采取防治措施，而往往是在末端进行治理。比如说“三北”防护林带的建设，这是一项巨大的生态工程，已经进行了三期，现在还在继续着。这项工程在一些地方已发挥出成效。但是，专家们却有不同的评价，认为这种点线治理措施，对于“三北”这样大面积、大范围的荒漠化来说作用很有限。如果把这样大的物力人力放在根本性源头上治理，那效果就大为不一样了。 什么是治本措施呢？治本措施就是在荒漠化土地上禁止开垦、纠正过牧和防止对灌木和草地的滥樵。恰恰在这三个根本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甚至变本加励，滥垦、滥牧、滥樵继续发展。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毁林18多万公顷、开垦草地667万公顷，造成严重生态后果；1994—1999年在草原和固定沙地上又开垦耕地170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开垦3400平方公里；超载过牧也在不断发展，据专家测算，2000年我国实际承养的草食家畜2.27亿羊单位，超载率48%，有些地区超载率竟高出1倍甚至更多。“三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荒漠化特别是沙化土地在不断扩展。 第三，在治理荒漠化土地的措施上是种树还是种草争论了几十年，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适合种植一些耐干旱的草和灌木。在降雨量低于400毫米的地区，一般来说是不适宜种树的，因为蒸发量很高，很难成活。而种植耐干旱的灌木和草，成本低、易成活，在防风固沙方面优于树木。但是在长官意志下，不讲科学，不顾生态规律，非要栽树不可，结果就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受到了自然的严厉惩罚。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是种树还是种草，这本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科学难题，专家们老早就把道理说清楚了。可是，就是听不进去。这也反映了我们民主决策的机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