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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决“降焦减害” 　　北京律师李恩泽以消费者的身份将江西中烟和广东中烟送上了法庭，理由是它们关于降焦减害的宣传涉嫌误导、欺诈消费者。这是国内首例消费者因买卖合同纠纷起诉烟草公司的诉讼。 　　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将控烟者和烟草行业的力量对比看成是蚂蚁和大象，力量悬殊可见一斑。“我们也只能给烟草企业挠挠痒。”她说，他们的努力，只是想至少保留住挠痒的能力。 　　每年的5月31日，中国烟草生产者会资助一项名为“太阳花杯”的青少年公益活动，这一天是世界无烟日。 　　在烟企改善自身形象的同时，控烟者在另一端的角力出现了新动向。北京律师李恩泽以消费者的身份将江西中烟和广东中烟送上了法庭，理由是它们关于降焦减害的宣传涉嫌误导、欺诈消费者。 　　诉讼背后，其实是民间控烟机构的推动，他们希望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阻击烟企已蔓延到新媒体上的广告攻势。 　　起诉两烟企 　　今年3月20日前后，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和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分别对李恩泽的两起诉讼进行了立案。 　　在起诉书中，李恩泽如此陈述起诉事实和理由：今年2月末，他在江西中烟金圣品牌官方网站看到该品牌宣称其产品“超能降焦，高科低焦，低焦低害”，中国毒理学会对其产品进行了毒理学评价，认定其产品中添加的金圣香明显降低卷烟危害。这些宣传使李恩泽对金圣产品印象颇好，3月11日，他在北京兴隆四季超市购买了一条金圣黑老虎香烟。 　　可是，事后有朋友告诉他，降焦减害理论在国内外科学界广受质疑，且中国毒理学会并未对金圣香烟进行评价认证。依此，他认为兴隆四季超市经理和江西中烟涉嫌误导、欺诈消费者，并在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赔偿250元。 　　针对广东中烟的诉讼，则涉及其旗下的五叶神品牌，与江西中烟的情况相似，不同的是在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进行。 　　将两家烟草企业作为连带责任人送上被告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李恩泽回忆，门头沟区法院立案庭起初认为，依照最高法的案由规定，此案只能有一个被告。为此，他专门去了门头沟区法院5次，才将广东中烟同列为被告。 　　“这是首例消费者因买卖合同纠纷起诉烟草公司的诉讼。”李恩泽认为，立案的波折在于此前没有相关案例借鉴。 　　实质上，他的诉讼目的并非为了区区几百元。简短的起诉书所呈现的是控烟支持者的典型逻辑：烟草企业宣称低焦油低危害、消费者放松警惕、吸烟者更多、烟草销量上升、人们遭受更大危害。而这次诉讼，正是致力控烟的民间公益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新探”）在背后努力推动。 　　监管盲区 　　新探成立于2001年，是在民政部注册、由卫计委主管的民营公益性研究机构。自2004年始，新探将烟草控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新探副主任吴宜群介绍，目前控烟占据了他们工作总量的一半以上。 　　控烟的一部分精力用在向工商部门举报烟草企业违规进行广告宣传、促销、赞助。最近的一个案例是，新探向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诉两所“四川烟草希望学校”，认为该校名称及标语“烟草助你成才”等具有烟草广告元素。“这是一件可笑的事，这些孩子以后要在简历里写上毕业于某某烟草学校。”吴宜群说。2001年从中国预防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她没有选择“享清福”，而是成立了新探，与香烟“较真”到底。 　　一个月后，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烟草学校有违《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对涉广告元素进行清理。 　　在此之后，新探继续投诉四川省内其他烟草公司赞助的希望学校，但并未取得前述的成果。吴宜群称，在行政机关的回复中，不提《公约》，只认为涉嫌违反教育部、卫生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建议通过教育部门进行整改。 　　这是国内限制烟草广告盲区的一个缩影。新探每年进行的投诉很多，无法处罚的多因无法可依。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中国是《公约》缔约国，《公约》要求缔约方应根据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但是，中国针对烟草广告的法律法规只有现行的《广告法》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两者只是要求，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法条，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 　　修法成了控烟支持者的诉求。去年年底，国家八部委组成的《公约》履约领导小组出台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提出将禁止发布烟草广告媒介和场所的范围扩大，涵盖互联网、图书、音像制品、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场所以及医院和学校的建筑控制地带、公共交通工具。广泛禁止烟草企业以支持慈善、公益、环保事业的名义进行促销。如何将规划落实成法，是控烟者正致力推进的工作，杨功焕表示。 　　针对江西中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