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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利场 　　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在《不可思议的中国青少年消费群体》一文中分析80后的消费特征：中国青少年群体的背后是一个年销售额为360亿美元的市场。宠爱孩子的中国父母每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高达287.5亿美元，还有75亿美元则直接出自孩子自己的口袋。追逐时尚型的青少年集中在大城市中，他们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更信赖科技力量，追逐金钱财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十分在意。小城镇的青少年用更多的时间读书，更加让人震惊的是受访者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郭敬明先生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一独特市场。 　　《小时代》北京首映礼之后，6月27日晚上11点30分，北京福朋喜来登酒店套房里，郭敬明说他不明白观众为什么笑，刚才他坐在观众之中，“该笑的地方都笑了，没什么好笑的地方怎么也笑了呢，比如，顾源扔掉了第二只鞋子，这好笑吗？”《人物》记者说，“很好笑啊”，于是郭敬明也笑了。 　　《小时代》最令郭敬明骄傲的是一个长镜头，摄像机追随奔跑的杨幂，从秀场的一层到顶层。这个长镜头共拍摄了4天，难度在于要在一个封闭的、充满各种障碍物的楼里为摄像机寻找适合的角度，并同时调配800个演职人员。这是第一次做导演的郭敬明坚持使用的手法。“光是尝试机位角度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耗时。”他对《人物》记者说。 　　这符合郭敬明一贯追求极致的性格：热爱名牌、华服、party和美酒；他出版的杂志叫《最小说》；公司叫“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最世”）；他洗脸10道程序，出现在公众视野完美如瓷器。因为衬衫没及时烫好，他曾缺席《锵锵三人行》的录制。 　　他高调炫富的生活态度有着广泛的影响。除了作品质量之外，他让人联想起美国著名作家卡波特，同样有着小男孩的身材，娇嫩的嗓音，热衷名利场生活，结交明星、模特、奥运冠军、房地产老板……他主办的party往往选在上海最隐秘奢华的场所，比如外滩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原址。他是称职的沙龙主人，习惯用夸张又真诚的口吻称赞每一位入场的女士：亲爱的，你真美。 　　但是，如今他已经有了不穿名牌的权利，此刻坐在《人物》记者面前的郭敬明穿的是一件300多块钱的暗蓝色衬衫。“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一寸寸抢回来的。”他说，“现在社会对我的认可越来越高，包括这几年媒体的态度。就像我现在，你不会对我说，哎，郭敬明，不好意思，你麻烦换一件贵一点的衣服。” 　　看他金光闪闪，看他杀气腾腾 　　郭敬明对《人物》记者说，崇尚名牌缘于刚成名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是2003年《幻城》出版后，20岁的他在上海大学念大二。 　　“那时我对名牌没什么概念，还穿了一套自己觉得挺好看的衣服。然后到了活动现场，一个工作人员问‘郭先生到了吗？你是他的助理还是什么？’我说我就是郭敬明。他说，‘你服装带了吗？先去把衣服换掉。’我说：‘我已经穿好了。’” 　　“那张脸……”郭敬明翻了个白眼，脸上是一种夸张的不屑，“这个表情，我记一辈子。他说，你跟我来吧。就把我放到一个小小的座位上。” 　　郭敬明说，这种耻辱感把他整个世界观“摧毁”了。“像突然从学校拎出来，丢到闪光灯下，我傻眼的那个时候。”他感到愤怒又自卑，“并不是我一定要穿得多牛逼，而是被要求穿得很厉害。” 　　在此之前，“我买了一个很贵的玩意儿，他还教育我，干吗花那么多钱买奢侈玩意儿。”Hansey曾告诉《人物》记者，他在郭敬明的最世公司担任美术总监，“那时，我和他蹲在上海地铁站，没人能认出他。” 　　上海让郭敬明毫无归属感，于是终日旷课、打动漫，用写作排解迷茫。直到2003年出版《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逐渐赚到了钱，他才认为自己算“真正融入了上海的生活”。他最大的爱好是结版税的当天去银行查存款，看看又有多少进账。 　　成功就是赚钱，这是郭敬明眼中的上海式游戏规则，“如果不符合，你就滚蛋”，在这座被他形容为“冷漠又理智”的城市里，生活得最舒服的“永远是金融家和有钱人，普通人会活得很压抑” 。 　　“你绝对不能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要自己写一个规则。这是不可能的。你琢磨自己就行了。你是没有办法靠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社会的，但是你可以去学懂它的规则，然后去玩死他们。” 郭敬明对《人物》记者说，口气冷冰冰的。 　　由于每天只能睡2—3小时，他休学了；21岁生日当天，他组建了工作室，出版杂志书。他成为作家财富榜上最年轻的上榜者。“我越来越忙，很难再回到学校。”他选择退学，“但这也是一条成功路。” 　　23岁那年，郭敬明过上了他书中所描述的“身背LV，手捧星巴克咖啡，在恒隆广场穿梭”的体面生活。这位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理所当然自认是残酷竞争中的赢家。“在这个时代，我出来了，你没出来，就永远出不来了。” 　　他花费了5年时间写出《小时代》三部曲。小说中4个年轻女孩的故事或多或少表达了这个曾以“45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