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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大萧条 　　2008年金融危机无疑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遭遇的最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正是基于对大萧条的认识，提炼出了他的理论，并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很多经济学家都对大萧条的研究情有独钟，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伯南克确实遵从弗里德曼的教诲，在金融危机以后始终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充沛。但现实却是，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六七年，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处于“长期停滞”当中，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充沛并没有挽救欧美。 　　在看完《凯恩斯传》和重读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我更愿意相信，假如伯南克和美国财政部接受的是凯恩斯而不是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理解，或许美国经济的复苏比现在要好得多。 　　中国目前也面临经济大幅下滑的压力，但幸运的是，我们比欧美具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我们并没有流动性陷阱，不管是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基准利率都有很大的下调空间，中央财政也非常健康。问题更多出在意识上，政府始终在刺激上犹豫不决，试图用改革的方式来代替短期的需求管理，但忽视了短期需求管理与改革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我们的投资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地步，需要更低的利率来支持它。欧美想刺激投资，而利率无法下降，中国是利率能够下降而不愿为之。 　　理念之争：短期与长期 　　“从长远来看，我们已经死了。”这是凯恩斯最有名的名言，也是凯恩斯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理念区别。 　　最近两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而刺激却成了贬义的词汇，刺激就是走老路，成了改革的对立面。甚至有观点提出，谈论降息就是对改革的不信任。这些观点认为，当前经济的诸多问题，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高企等，都是“四万亿”过度刺激造成的，经济的下行正是消化这些问题和推进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种争论在1930年代大萧条前后，奥地利学派的罗宾斯和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念之争中似曾相识。只不过罗宾斯和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修复经济，而我们诉诸于改革。 　　罗宾斯认为，经济衰退不是一个等待治愈的病，它本身是对先前那种信贷过分扩张毛病的治愈良方。哈耶克认为，“如果政府在面对衰退时制造出更多的货币，这只能延长经济受折磨的时间。”他们都本质上反对凯恩斯对大萧条提出的种种刺激治疗方案，这种理念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从长期来看，经济终究会恢复的，就像暴风骤雨后的海面终会归于平静。但长期是多长？或许我们已经死了。 　　凯恩斯相信通过刺激，能让经济更快、痛苦更少地达到充分就业，到了这个时候自由市场的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率功能。 　　事后罗宾斯曾后悔与凯恩斯争辩，他承认，他开出的方子“并不适合，就像一个醉汉不小心掉进了冰冷的池塘后爬起来，而我们却不愿意给他提供毛毯，因为他原先的问题是过热。” 　　信用的过分扩张和房地产泡沫被认为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格林斯潘时期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被指负有一定责任。但很少有经济学家再像哈耶克那样认为，衰退是对过去病症的治愈。虽然伯南克的货币宽松效果不佳，但没人怀疑2008年的美国需要刺激和救助。这就是理念之争中，凯恩斯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现在反倒是在中国，刺激遭到了强烈的诟病。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念之争的一个核心之处是，一个侧重短期，一个侧重长期。只不过哈耶克只关注长期，而凯恩斯则关注短期与长期的协调。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看待刺激和改革，或许能把它们的定位变得更准确。 　　刺激是为了管理短期经济的波动，改革则是为了释放长期经济中的效率，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使经济在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下，能够实现更大的经济产出。而短期的需求管理是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下降，两者不仅不矛盾，反而是紧密联系的。过去我们只注重管理短期经济的波动，而忽视了改革；如今我们在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改革可以代替刺激。 　　如果需求长期不足，不仅会导致短期的经济增长下降，还会慢慢地拉低长期的增长潜力。因为长期的投资不足，会使资本存量增长的速度放慢；而失业长期持续会使一部分劳动力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就相当于让劳动年龄人口被迫退休。欧美经济金融危机后需求长期不足，已经明显地使潜在增长水平下降，一旦如此，经济增长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水平了。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从长远看，我们已经死了；从长远看，我们终将变得更好。关键看我们如何协调这种两面性。 　　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眼中的大萧条 　　弗里德曼的代表作《美国货币史》给大萧条以明确解释：1929-1933年之间，美国货币供应量下降幅度高达三分之一，乃是大萧条如此严酷和漫长的主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美联储吸取了弗里德曼总结的经验，避免了货币供应量的下降。日本安倍首相上台以后也如法炮制，量化宽松不断加码。但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