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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 　　摘 要：日常生活是女性写作的重要依托和底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写作受到启蒙话语、左翼革命话语和主流批评家的引导，因而在现代女作家的小说中，日常生活的书写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重合、缠绕、矛盾等复杂的形态。但这些文本也传达出女作家宏观与微观的生命体验以及从女性个体经验角度展现女性生存独特的历史场景。 　　关键词：日常生活;女性写作;启蒙;革命话语;家常化与传奇 　　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它具体指的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1}。它与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社会活动和科学、艺术、哲学等人类知识、精神生产的“非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活的整体{2}。由于生育等自然原因和社会性别观念等社会原因，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为贴近，因而在女性写作中考察其日常生活书写具有关注女性生命体验和分析其反映的性别观念的双重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舶来的启蒙现代性为自己的基本逻辑起点，并致力于由此来建构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方式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在谈到启蒙概念时，认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③。具体而言，“启蒙的合法性体现在相对于‘落后的’传统观念的‘先进的’观念上，这就是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和社会政治理想等”{4}。启蒙思想所建构的是宏大叙事话语方式，它把被“启蒙”对象视为忽略个体差异和感性存在的整体存在，用一种带有普适意义的理想化原则对全社会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改造。自近代开始，中国社会启蒙现代性的追求与女性的解放密切关联。性别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它是个人身份确立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有关性别的观念、伦理、制度的变革，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必需选项。女性日常生活革新与革命的书写，也成为启蒙现代性所要求的民主、科学、自由等宏大命题得以展现的重要舞台。当日常生活以自在、自为的方式存在，体现着人类的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而又以传统习俗、传统经验和生存常识为实践原则，并且致力于展现人类的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之时，它与启蒙现代性追求科学、理性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立关系，自然会成为被革新、被超越甚至被革命的对象。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考察新文学阵营的女作家创作就会发现，她们虽然也积极努力地跟进与模仿启蒙者的文化诉求，但是细细解析我们却不难发现，在面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写作时，女作家更容易陷入到一种女性日常生活体验与时代要求相矛盾的纠结之中。 　　一、在“启蒙”背景下沉浮 　　在启蒙现代性的宏观历史视野中，现代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与启蒙现代性往往形成一种紧张、对立关系。因为日常生活一方面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使得社会生活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但同时其保守性、惰性与重复性的特征又与封建、落后、愚昧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与启蒙精神的创造性、追求文明与进步形成矛盾对立。因而，在“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代表中国文化进步倾向的新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改造成为一种必然。 　　我们以鲁迅的小说为例来考察新文学主流对日常生活的反省、警惕和质疑。《幸福的家庭》写一个作家一面试图用文字虚构“幸福的家庭”富裕、文明、优雅、自由、平等、浪漫的场景，一面听着妻子与小贩讨价还价以及女儿的哭闹声，面对用尽的柴火和堆积在书桌前的大白菜的日常生活。两幅画面的对比中，作家虽然没有直接给予价值判断，但是潜台词中显示出来的是日常生活的丑陋与尴尬以及对作家憧憬美好的理想的颠覆，暗含着日常生活对现代理想生活缺乏建设性的意味。更突出的是《伤逝》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子君在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的新文化启蒙中，放弃舒适的闺房生活与涓生共同建造现代新家庭。但当涓生的生活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之后，子君让他感到累赘与厌倦的，并不是子君对他的爱受到磨损或者变得陈旧。事实上，此时子君对涓生的爱更加小心翼翼，因为涓生对这份爱的感受与子君接下来的命运息息相关。涓生表达对子君厌倦的借口，是子君对小家庭日常生活的过度投入，比如养小鸡与邻居的矛盾，专注于一日三餐而疏于精神的进步，不理解“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含义等。涓生认为正是日常生活的单调、惰性与重复性使子君一天天流于世俗，一天天与最初欣喜地倾听他讲易卜生的“新女性”渐渐远离，最终与旧家庭中的女子没有区别。这里，陷于日常生活成为涓生厌弃和疏远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