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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志愿服务精神借鉴 　　从历史的角度考量，现代意义上的志愿服务亦发端于国外，经由长期的发展积淀，逐渐形成了带有自身地域特色的多种模式。相较而言，国外大学生志愿服务多隐含于志愿服务整体之中，很难对其进行单独的论述与剖析。应该说，无论是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是在以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都在自身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背景下建立了带有独特文化烙印的志愿服务体系。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志愿服务均有着呈现出共性特征的表现，志愿服务这种介乎于“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中介媒质”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是现代性在当代社会中彰显存在感的重要表征。通过上文对各地区、各国家志愿服务发展状况的回顾，我们可以尝试性地总结出各个国家在推行志愿服务、培育志愿精神过程中具有共性的特征，以期为树立我国志愿服务精神，特别是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归纳出有益的经验。 　　一、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 　　毋庸置疑，无论在东方抑或西方，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均是建立在其社会主流文化基础上的。虽然在传统文化方面，东西方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互助扬善、团结共进等具有共性的文化因素均可视为志愿服务精神得以树立并广泛推广的基础所在。 　　（一）西方志愿服务精神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博爱精神。 　　在基督教兴起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有了较为成型的慈善观念。自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哲学家西塞罗以降，“公益”导向逐步形成了完善的思想体系。由此以来，“公益大于私利”的观念逐渐在西方社会树立，并开始推动慈善事业的逐步发展与壮大。 　　现代意义上的志愿活动更多地发端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种博爱精神将亲属、朋友之外的对象纳入到爱的施以对象之中，（人们）将这种普遍的爱作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和评价……因此，人们倾向于自觉地实践对他人的关怀与帮助”。在“爱人入己”、“向众行善”等教义的影响下，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成了志愿者帮助他人，施行志愿服务的核心动力，宗教文化成了推动志愿精神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东方志愿服务精神的文化基础是仁者爱人、兼爱非攻。 　　西方国家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是以基督教博爱精神为基础的。相较而言，东方国家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组织和教义精神扮演类似角色。但是在东方国家，尤其是以中华文化圈中的国家，则多从自身所拥有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儒家与墨家的文化传统中萃取出“仁爱、互助、兼爱”等思想内核，并以此为基础，培养了有自身特色的志愿服务精神。 　　儒家文化是中国、日本、新加坡与韩国等亚洲中华文化圈国家所秉承的正统文化。应该说，自孔子提出“仁爱”思想以来，后代的孟子、韩愈等儒学家在其基础上所提出的“恻隐”和“博爱”等思想一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圈的核心思想内核。在此基础上，先秦以来墨家所主张的“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思想发展了儒家思想的“仁爱”精神，将其上升到了“兼爱”的高度，“义之所然”、“爱人如己”等墨家思想同样被深刻沁入了中华文化的灵魂深处。因此，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此基础上将国民自古以来所奉为圭臬的“仁爱、博爱、兼爱”等思想加以进一步解读和宣扬，自然奠定了志愿服务精神的基调所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志愿服务精神在本国的广泛传播。 　　二、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组织基础：社会组织的支援 　　各类社会组织是志愿服务得以展开和志愿精神得以培育的重要载体。在西方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因此民间社团与社区的形成多呈现出水到渠成的自然状况，各种社团、协会和俱乐部成了社会成员解决现实问题、协调邻里关系的重要平台。当然，这种基于较高的个体独立性所形成的社会发展状况并不符合日本和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的现实发展境况。因此，以上述两个国家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出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志愿服务组织的组织形式，通过设立具有中心地位的半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如日本的志愿服务中心，新加坡的人民协会等）引领和协调各小型志愿服务组织。虽然志愿服务组织的具体组织形式在东西方各有不同，但是就现实效果来看，各种民间协会与社会组织为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效用保障：政府政策的引导 　　在考察了东西方各国志愿服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在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所出台的政策在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外在支撑与导引作用。具体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各类政策、规章、法规乃至法律对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一定的激励，如依据美国联邦税法的规定，符合政府认定标准的境内的非营利组织可以获得所得税、财产税等多种符合税赋的全额减免政策优惠。同样的税收优惠亦出现在东方的日本，经由日本政府所确认的公益法人和特定的非营利组织，也可以享受额度不同的税收减免优惠待遇。除税收减免这一面对志愿服务组织的优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