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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大学的形态之新、内涵之新 　　龚放：新建本科院校的使命、功能和发展模式 　　新建本科院校（或者说“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产物，如同《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所言：“可谓‘顺势而生’。”同时，新建本科院校又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的主力。研究这样一批高等院校的发展模式与基本走向，已经成为我国高教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研究者的视角看，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都会出现一些与原有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很大不同的新型的大学。例如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如19世纪中叶美国通过《莫里尔法案》后建立的一批“赠地学院”等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应运而生、顺势而起的近300所（根据顾永安课题组的统计，截至2011年4月底，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总数为291所）新建本科院校，是否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柏林大学、赠地学院、社区学院一样，具有其独特的使命、功能和发展模式呢？顾永安领衔撰写的这本《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突出论证了新建本科院校的“三新”，即：“新的历史使命”，尤其凸显了“服务社会”这个新职能、新使命，从传统大学旁观式的批判转向参与式的建设；其次，它有着“新的质量标准”，即“根据其所对应的社会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其三是“新的教育模式”，与社会广泛的合作，更多地采用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的贡献之一是阐述了此类大学“转型发展的理念”并探讨了“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和策略选择。在总结常熟理工学院等院校丰富而成功的转型发展实践基础上，课题组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调查研究、案例分析的方法，力求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思考，进而得出结论：新建本科院校都面临着两种转型：一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工作，面临着从专科层次办学向本科层次办学的转型；二是在学校发展方向或类型上，面临着从原有传统办学形态（研究型、学术型）向新的办学形态（应用型）的转型。“考察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走转型发展之路是一种理性抉择，因为它们没有资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走传统本科院校的老路。”同时，作者也清醒地看到：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还处于“自发自为的探索状态”，因而迫切需要转型发展的理论指导，迫切需要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解决转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尽管课题组关于“转型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一些结论尚需实践的检验，一些判断也有待进一步推敲，但是，问题已经提出，方向亦趋明朗。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的贡献之二，是提出了新建本科院校发展路径：即走“校地互动”之路。具体来说，新建本科院校要立足“地方性”的服务面向、“应用型”的办学类型和“特色化”的学科专业定位，遵循“互惠性”、“互补性”、“主动性”、“市场性”等基本原则，积极探索、丰富和深化校地互动的内容与形式，以政府主导为前提，以项目推动为载体，以体制创新为保障，在校地互动中全面协调教学、科研、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学校全面转型、科学发展。事实上，高等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常常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和逻辑推演，既有教育的逻辑、学术的逻辑，也有政治的考量、市场的博弈，或者公众利益的权衡……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也好，变革创新也好，说到底就是要努力找到教育逻辑、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市场逻辑的交集和耦合点。伴随着与区域经济的并行匹配与专业化发展，新建本科院校才会有较扎实的物质基础和旺盛的社会需求，并成为影响区域技术创新、人力素质提高的内生变量，成为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新增长极，从而赢得持续竞争优势和更大发展空间。而“校地互动”以及协同创新，可能是双赢共生的有效路径。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的第三个主要贡献，就是用大量实例论证了在中国国情下发展“创业型大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有可能性。专著的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课题组精心选取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荷兰特文特大学等与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具有较大相似性的国外创业型大学，而且也汇集了常熟理工学院、合肥学院等若干所国内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案例，两相对照，不仅拓展了视野，而且更加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此类“新大学”的转型发展目标，也许就是伯顿·克拉克所倡导的“创业型大学”。当然，新建本科院校的未来发展目标既有其共性特征，同时又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和内部结构，因而其内涵发展与转型又有丰富而独特的个性，其办学思路和应对之策也应该是各有千秋的。 　　（龚放，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长春：抓住新建本科院校发展中面临的焦点问题 　　常熟理工学院顾永安教授等著《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政策导向，基于其所在的常熟理工学院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对我国新建本科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