纨绔主义观照下的贾宝玉形象.docVIP

纨绔主义观照下的贾宝玉形象 　　摘 要：起源于18世纪、繁荣于19世纪的纨绔主义，以布鲁梅尔、波德莱尔与王尔德为代表，与传统意义上的花花公子不同，他们追求形式美，将生活艺术化，以高昂的姿态反抗社会。本文拟从纨绔主义的视角，对贾宝玉形象进行解读。中西方的纨绔子弟虽身处的环境有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是反抗社会对人的异化与压制、宣扬个性独立与人格解放的精神斗士。 　　关键词：纨绔主义 贾宝玉 精神斗士 　　《红楼梦》因其内涵的丰富、艺术的隽永，从成书之初就有无数文人雅士对其进行解读，二百年来从未停止。笔者拟从纨绔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红楼梦》中最主要的形象之一――贾宝玉进行再解读。 　　一、纨绔主义的历史源流 　　“纨绔主义”在英语里表述为“dandyism”，源于“dandy”一词，一般译为“浪荡子、花花公子”。但事实上，将“dandy”译为“花花公子”并不十分恰当。这些“dandy”身上具有一般浪荡哥儿游手好闲、花天酒地、作风放荡的特点，甚至有的也不以做恶事为耻。但他们与薛蟠之流的区别在于，在这些令人不齿的放荡行为之下，他们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着关于生活方式的完整的审美理论体系。 　　在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时，警幻说的一席话可阐释宝玉的“浪荡子”与其他花花公子之间的不同：“……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其容貌，善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着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唯‘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1] 　　将生活艺术品化、将生活本身看作一场审美活动，正是 “dandy”与通常意义上的纨绔子弟之间的差别所在。这些行为只是他们用以表现他们对美的追求、对现实生活的反叛的一种方式。在这之上的是他们纨绔主义的生活方式。 　　纨绔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表述。在艾伦?莫尔的书The Dandy：Brummell to Beerbohm中，布鲁梅尔以他富有魅力的穿衣风格、讲究的说话方式、优雅的举止被定义为纨绔主义无可争议的第一代表人物。 　　法国的于勒?巴比在此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提出：纨绔子是有自己独立哲学理念的一群人，称其代表人物布鲁梅尔是“a greatest artist in his own way”，认为纨绔主义是“一套完整的生活理论”，将纨绔主义提升到了艺术美学的高度。 　　如果说布鲁梅尔是以其优雅的生活方式被定义为“纨绔子”的话，那么另一位纨绔主义的代表人物波德莱尔，则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作为“浪荡子”而存在。黑色套装、白色衬衣和牛血色的领带，他以不合时宜的奇异装束来反抗当时他所在的中产阶级的庸俗与粗俗。波德莱尔与之前“dandy”最为不同的一点是他强调其高傲气质和对抗姿态。拜伦以他聪颖的天分、反抗的姿态、浪漫主义的生活方式被波德莱尔视为心目中理想的浪荡子。 　　将纨绔主义推向顶峰的，是十九世纪的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经久不衰的喜剧中，他创造了一系列的浪荡子形象。他的喜剧《不可儿戏》更是将纨绔主义艺术推向辉煌的巅峰。而对语言自身魅力的追求是其诗歌与童话的显著特点。“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是他的口号。“躯体即灵魂”，王尔德不仅在创作上追求完美的形式，在生活中也十分追求美的外表。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奇装异服示人，他曾经把蛇缠在脖子上去拜访友人，毫无防备的朋友见此大吃一惊。 　　巴尔扎克在《论风雅生活》中把“纨绔主义”定义为“风雅生活”，并且十分推崇这种生活方式，他对把这种主义发扬光大的布鲁梅尔给予了高度赞扬。 　　这些人的论述虽各有不同，但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出纨绔主义的实质：即试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取代传统的价值判断，通过赋予生活审美形式，来寻求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二、贾宝玉与纨绔主义 　　十八世纪纨绔主义在西方初现端倪之时，曹雪芹也写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带有贬义色彩的“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却更接近于距离他半个地球之遥的布鲁梅尔式的“dandy”，他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出纨绔主义的特点，反映在生活上就是游手好闲的生活态度、容貌与服装的修饰、生活细节的考究、为人处事的清高、视金钱如粪土的金钱观、女性化与双性恋倾向。 　　（一）生活方式 　　纨绔子（dandy）虽不无才智，却宁愿游手好闲。因为在他们看来，松弛懒散无疑是优雅的。巴尔扎克在《风雅生活论》中写道：“结论：要时髦，就必须不劳动而享受休息;也就是说，应该中个四合彩，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或者亲王，捞个闲差或兼差。”[2]习惯于劳作的人每日都在为三餐奔波，没有时间，“没有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