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经济增长本科生毕业论文.doc

教育与经济增长 一、关于经济增长的新模型 首先,我们来看看当今经济学家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对此我需小心从事,以免被误以为我说话如同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此公曾因“经济政策当以‘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之言论迷惑记者和公众。暂且不管这个术语究竟意义如何,其中道理倒是非常简单: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因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赶超比领先更容易。这一思想为许多经济学家所共识,因为它吸收了许多自从我们入门以来便被灌输的概念。所谓的报酬递减法则指出,消费的量较少时所获效用较高,消费的量较多时则所获效用较少。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当存在许多富余生产能力时,增加额外产出的成本较低,当不存在富余生产能力时增产的成本就很大。报酬递减法则的概念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利器:比如说它可以解释为何麦当劳不生产家具,为什么加拿大和美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这一概念也是由杰文斯和马歇尔所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之核心理念。就增长理论来说,新古典模型为各国的GDP增长率将会收敛于一个由技术进步决定的比率。由于各国的技术进步率并不相同,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各国的经济将以不同的速度增长。但是由于穷国可以“复制”富国发明的技术,而富国必须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穷国的增长速度快于富国, 通过假定产出简单的由雇佣劳动和资本决定,我们可以得到新古典模型的简单变形模式。但是正如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这种简单的函数在运用于国际比较时效果一般较差,通过它们得到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它们没有考虑到穷国和富国平均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说,一个加拿大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一个中国人的25倍,但是新古典模型预测的结果仅仅是相差2.5倍。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误差。 但是曼昆等人证明,新古典模型的这一缺陷并非模型本身所致,而是在进行经验分析时所采取的方法不恰当造成的。该模型错误的假定只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但是对劳动的质量却只字未提。一旦考虑到劳动力的质量因素,比如说将教育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之中,那么模型的缺陷就可以避免。这一增广形式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谓“增广”,是指模型纳入了教育这一关键变量——是过去20年间第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理论。 用现在的观点看,由于这种模型未将技术进步纳入模型_之中,因此这类模型也叫做外生增长模型。但是这样命名就会产生误导,因为事实上只是技术进步而非增长,相对于模型来说是外生的。但是,这一术语并不会让新古典增长模型产生严重的局限性。换句话说,这一模型实际上并没有解释清楚增长这一问题。这一模型仅仅是“推卸了责任”,它只是告诉我们,经济会以技术进步决定的一个比率增长。那么我们自然就要问:又是什么决定了技术进步率呢?这也是第二个重要的新增长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增长技术状态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国家如果对研发加大投资力度的话,会对增长产生更大的效果。根据这一观点,有的国家可以进入增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而有的国家则将步入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对此,可以试想一下南撒哈拉国家的情况。很早以前就有人将这一增长模型叫做“累积因果关系”。其他人注意到这一事实:技术现在是由模型内部决定的,因此把它叫做内生增长理论。研发在该模型中的作用相当重要——投资于研发必然意味着投资于教育和人力资本。支持这两种主要的经济增长模型的人都认为,教育是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但是对于其原因却莫衷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鼓吹者认为,高素质的劳动力可能是一种更富生产率的生产要素。内生增长理论者也认为,新知识的创造和发明至关重要。理论是这样说的,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为了检验新老两种理论,我们只需要简单地考察加入教育和人力资本变量之后是否有助于解释经济增长的国际差异。在若干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当中,莱文和瑞奈特的研究证实:和新资本的投资比率一样,教育确实具有影响,并且事实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存在两组国家的区别,但是从该图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的作用。因此,相对于旧理论来说,新理论占了上风。但是请记住,一共有两种新理论。由于两种观点都认为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想要评判两种理论各自的优劣还是存在许多困难。当我们想要验证两种理论孰优孰劣时,关键需要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幸运的是,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两种理论各自都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但是,这一特点不是教育,而是收敛性。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该图至少存在两种可以识别的类型。第一类就是那些在过去20年间GDP增长了50 %或者更多的国家。其中一些初始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具有相当高的增长率,比如说中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以及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这样的小经济体。爱尔兰也属于这类国家,自从加入欧盟之后,它的发展速度很快,被人视作“凯尔特虎”。另一类国家的增长率较低,但是初始收入水平较高,比如美国、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