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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腐败案件的特点及对策初探 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反腐败斗争中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着力于治标，着眼于治本，标本兼治，整体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多种利益主体共存、配套措施相对滞后的现实条件下，腐败现象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在个别地方和部门甚至有上升趋势，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本文试从国有企业腐败案件的的特点、规律、原因及对策几个方面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国有企业腐败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没有明显下降，经济类案件比例有所上升。前几年，经过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的共同努力，国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随着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经济发展的提速，企业扩张迅速，兼并重组、改扩建项目增多，利益空间增大，违法违纪案件数量近两年也有所反弹，总体数量没有明显下降。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只注重抓生产经营、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党员干部受“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抛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追求物质利益不惜以身试法，经济类案件比例有所上升，即使是其他一些违法违纪案件也常常和经济利益相连。 （二）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几千万。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利用企业改制、工程建设、项目合作等形式曲线敛财问题越来越突出。 （三）侵犯客体日趋复杂。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集权、钱、色交易于一体。作案目的从对政治资本的攫取发展到对物质财富的攫取，从对财物的积累发展到对资本的积累，从对眼前利益的追求发展到对长远利益的追求，侵犯客体日趋复杂。 （四）涉及一把手的集体腐败案件比例升高。从作案方式、手段上看，过去多为单人、隐蔽作案，现在多为窝案、串案，或由一把手出面召集“班子”成员共同发起，或由分管领导与下属小范围密谋，实施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较大的迷惑性，问题暴露后，涉嫌人往往以集体研究决定或主管领导同意为由推脱责任，查处难度加大。 （五）人、财、物等关键部门、关键岗位成为腐败的易发、高发区。人、财、物等关键部门中，即使是职级较低的一般管理人员，也掌握着一定的涉外权力，具有较大的谋利空间，常常成为业务客户拉拢、腐蚀的对象，加之规章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力，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发生违法违纪案件。 （六）腐败案件呈高智化发展趋势。一是腐败分子高智商化，当事人常常为所属领域的骨干甚至专家，熟悉业务流程，能够利用工作中的漏洞作案，作案后不留痕迹，查处难度大。二是腐败分子一般对作案有长期的预谋，对作案预期成本、预期利益有较细的分析，对作案后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执法执纪部门的调查手段、权限、策略进行过专门研究，并事先制定有应对措施，反调查能力强。三是作案手法高智化，腐败分子对法律的规避意识增强，作案前常常先认真研究有关政策法规，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既谋取不法利益，又逃避惩罚。有的则打着合法“外衣”作案，如假借为职工办福利等。四是团伙作案，结成专业化的腐败团伙，团伙主要成员常为相关业务的主管领导或骨干，利用关系网联手作案并订有攻守同盟，很难突破。 二、国有企业腐败案件的规律 （一）权力寻租规律。受市场经济重利性和等价有偿原则的影响，一些掌握人、财、物权力的人对既得利益不能满足时，一旦心理失衡，走进实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误区，会拿手中的权力搞交易，获取期望利益，尤其是“一把手”，常常会通过出卖企业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惜重金贿赂企业领导人员或人、财、物关键部门、岗位人员，造成以个人利益需求为导向配置社会资源的权力寻租现象，而非由市场按照社会需求自主配置资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二）复制仿效规律。复制指同一腐败个体，初次违法违纪行为没有暴露，在利益驱动下以此行为为模式重复实施相同或相似行为的腐败现象，即“屡犯”。仿效指危险或边缘个体在腐败现象的影响或腐败客体的诱导下，以其他腐败个体的腐败行为为模式实施的腐败行为，即“引诱犯”。“屡犯”的心理动因是利益驱动和侥幸心理，如果组织上对腐败行为不能及时发现、挽救，腐败个体很难自觉悬崖勒马，会在违法违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腐败行为的仿效，社会危害性更大，同一腐败行为常被同一行业、同一环境下的多人仿效，甚至造成仿效者边打边犯、“前腐后继”、屡查不绝的现象，败坏了行风、政风、企风。 （三）扩放增长规律。腐败行为的消极影响具有扩放功能，是在腐败者与受害者两个群体中同向消长的，加上复制仿效规律的作用，腐败行为消极影响的增长速度与腐败行为的实施次数不是同比而是成倍甚至数倍增长。个体腐败行为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就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