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曲法伸情若干问题探讨.pdfVIP

中国古代曲法伸情若干问题探讨 罗 昶* 曲法的本意为枉法。《周书 ·史宁传》载：“尝出，有人诉州佐曲法，宁还付被讼者治 之。”《唐律疏议》卷2“诸犯私罪”条，议曰：“受请枉法之类者，谓受人嘱请，曲法伸情，纵 不得财，亦为枉法。”《抱朴子 ·外篇用刑卷第十四》载：“善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 亲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无赦。”宋代范仲淹的 《再奏进前所陈十事》也载：“为 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清代纪昀在 《阅微草堂笔记 ·槐西杂志一》也认为： “神正直而聪明，亦必不以所爱之故，曲法庇一*。”而伸情则为顺应人情、符合伦理。 曲法伸情是指在诉讼、审判中因涉及纲常伦理而改变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行为，这是中 国古代统治者在德、法适用上发生矛盾时的惯用手法。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统治者 更重视以曲法伸情来标榜施行 “仁政”，有权进行曲法伸情的往往是各朝皇帝。中国古代 社会强调司法、审判官吏严格执法、大臣经义决狱、皇帝曲法伸情以实现司法、审判的公 正，[1]曲法伸情是中国古代社会皇帝实现司法公正、审判公正的重要方式。 本文拟就中国古代曲法伸情的目的、运用和争论作一初步讨论，以求教于方正之家。 一、曲法伸情的目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些朝代的皇帝为了保证法律的贯彻，不主张曲法伸情。如金 代皇帝完颜雍就禁止曲法徇情，理由是倘在 自己确立的法律尺度面前徇私扰法，就是自行 毁法，破坏金朝的统治秩序，自然也无法实现司法、审判的公正。他曾久历外任，认识到这 种 自行毁法的危害性，故坚决予以制止。他认为，“形势之家，亲识诉讼，请属道达，官吏 往往曲法徇情，宜一切禁止”。[2]大定十二年，曹国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刘彦弼杖之，曹 国公主压制并辱骂了刘彦弼。他知道后，既深责曹国公主又斥责了解此事的御史台臣：徇 势偷安，畏忌不敢言，夺俸一月。大定十五年，唐古部族节度使移刺毛得之子杀妻而逃，被 捕获后皇姑梁国公主请求赦免，他对宰臣说，“公主妇人，不识法典，罪尚可恕，毛得请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1]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公正，可参见高其才：《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6-308页。 2] 《续资治通鉴》卷138，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673页。 [ 至此，岂可贷宥，表示不许宽赦。”[3]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推崇曲法伸情。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特点。 从西汉到明清，经历了德主刑辅— 礼法合一— 明刑弼教的过程。礼法结合既是中国 古代传统的法制思想，曲法伸情是礼法结合在司法、审判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古代伦理 司法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特点。 如明代以“明刑弼教”指导司法、审判，“明刑”常常表现为重典治吏治民、严惩贪墨 等，而曲法伸情则是 “弼教”的重要表现，这是对历代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汉代董仲舒宣 扬儒家思想，发展了德教学说，形成 “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德主刑辅成为立法、 司法的指导原则。德为刑纲，教化重于刑罚。魏晋时期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明刑弼教 的思想初步萌芽。宋代朱熹进一步阐明刑罚对于教化的作用，“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 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4]明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明刑弼教的思想 上升为主导思想，“刑罚立而教化行”，以无节制的施用刑威，加强专制权威，为明代 “刑乱 国用重典”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一方面可以作为 “仁恕决狱”、“钦恤用刑”的重要措施而 收缓和矛盾、笼络民心之效；另一方面又可以济刑律之严，配合 “猛烈之治”，对那些尚未 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行为予以宽大，灵活使用宽、猛两手策略。更重要的是，通 过曲法伸情的司法实践，能够加强君主的个人权威，巩固纲常的指导地位，从而使伦理与 法律的有机结合，实现真正的司法、审判的公正，更有效地维护专制制度。因此，与前代相 比，曲法伸情思想在明代倍受推祟，并得到广泛运用。 朱元璋非常重视曲法伸情。如有孝子愿代替父受刑，朱元璋肯定了这个孝子的行为 合于礼并免掉了其父的罪名，并解释说他 “为孝子曲法”，是为了“劝勉天下”行礼。[5]他 多次强调 “刑罚禁民为非，使之远罪，非以陷民也”，“朕 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 命”等。[6]把曲法伸情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固定下来，也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洪武二 十二年，他在重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