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丹立法主权理论的论证及其意义.pdfVIP

博丹立法主权理论的论证及其意义 陈 颐 国家治理模式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世纪式的被动的、运用 司法权展开的治理开始转变为以立法权和执行权 （或曰行政权）为核心的更为积极主动 的治理。其中，一方面国王垄断了立法权，并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王国内惟一的立法者，国 王借助于立法者的身份通过统一的立法整合国家，并进而借助于统一的立法推进社会变 革，立法权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立法权的运用成为国家治理的起点；另一方面国家治理 的绝大部分职能由司法官吏转由新兴的行政官僚掌控，新兴的行政官僚被界定为立法的 执行者。{1}或者按迈克尔 ·曼教授的说法，新型的统治有两个基本要素：(1)君主是人间 惟一的法律来源;(2)君主凭借常设的、专业的、附属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进行统治。所有 的国家都获得了一种对立法的垄断权，而且都提高了自己的协调能力。{2}而如果借用韦 伯的概念，这一新型的统治方式就是韦伯意义上的“法制型统治”。{3}从智识史的角度来 说，这一转变的前提则是立法主权理论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在博丹 J（eanBod- in）手中，立法主权理论才得到了完整的论证。{4}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圭多 ·阿斯图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