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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干预实践：“非典”期间 大学生心态变化过程分析 社会学专业2000级学生 万惠仪 李雪 内容摘要： 当“非典型肺炎”肆虐中国的时候，大学生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其心态经历了从恐慌到平静的变化过程。出于对自身所属群体的反思，笔者对北京三所高校本科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个人心理素质、家庭状况、所属群体的反应、学校举措、政府政策等均是导致学生恐慌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从恐慌到平静的路径分析，笔者发现，学生从恐慌到平静的心态变化是自我调节和宏观危机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日后应如何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 危机干预 恐慌 非典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非典型肺炎肆虐整个神州。大学生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其心态经历了从恐慌到平静的变化过程。从4月中旬起，各校陆续出现非典疑似或确诊病人，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就逐渐被打乱，出现了普遍的恐慌情绪，并以一定的行动表现出来：抢购、自发罢课、听信谣言，甚至集体离校。原来平静的校园内呈现出一种危机的局面。然而，在危机发生后，学校和政府做出的有效的反应和危机干预，促使弥漫在空气中的恐慌情绪逐渐消退，学生的心态普遍归于平静。对这样一次危机干预实践的深入分析，不仅极具社会学意义，有助于了解学生心态变化的具体过程，而且还对政府、学校将来的危机防范和干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这次“非典”事件中，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它以什么形式的行为表现出来？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心态的形成和转变？政府和学校的危机干预对学生心理产生什么作用？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笔者根据自身的便利，选取大学生群体作为分析对象，考察“非典”期间大学生群体的心态变化轨迹，从中探讨造就上述心态及其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政府和学校的危机干预实践在学生心理转变方面的重要性。 在以有的关于危机处理和危机干预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从公共关系的角度侧重于考察企业组织的危机管理和应对，极少涉及到一般突发事件中政府部门的危机干预实践。如迈克尔·里杰斯特曾指出，危机管理策划包括对组织的危机形态进行分类、制订预防危机的方针对策、对方案计划进行试验性演习等。（迈克尔·里杰斯特，1995：50）卡波尼格罗则指出，应对危机时应重视同员工、顾客、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有效沟通。（卡波尼格罗，2001：160-245）在政府的危机应对方面，许文惠、张成福在指出政府危机干预的重要性后，并未对之做具体的论述。（许文惠、张成福，1998：64-65）此次“非典”事件的发生，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研究这方面内容的机会。 对个人而言，“非典”事件是一场突发的、具有震撼力的境遇性危机。个人在危机面前显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个人对未来会出现的状况无法预期，对社会行动无法作出利弊选择的状态（李骏，2001）。而个体在接受“非典”事件刺激的初期，困惑、迷惘、不安、紧张、焦虑和恐惧等情绪则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直接表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自我调节和社会干预后，公众情绪便逐渐稳定下来，社会性的恐慌也随之消退。 这个从恐慌到平静的过程是整个社会在“非典”时期经历的心态变化过程，大学生群体也不例外。一般认为，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恐慌程度较低（丘海雄，2003）。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在年龄上处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社会阅历较浅，生活经验不足，独立能力不强，加上离开父母的直接指导，致使这一群体的心理比较脆弱，承受风险和挫折的能力较差（樊富珉，2002：9），因而容易产生恐慌情绪。 在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尤其关注大学生群体所生活的校园环境的特殊作用。和其他社区相比，高校社区相对封闭，人群相对集中，人际互动频繁，内部整合程度亦较高，这既为内部成员情绪感染和行为趋同提供了前提，也为学校和政府在系统层面的有效干预奠定了基础。 二、研究方法及说明 本文的研究分析主要基于一项对北京市三所大学学生在“非典”期间的心理和行为调查，并辅之以文献和非参与观察所得数据。 大学生群体无论在能力、价值观、社会态度方面，还是在学习、生活的行为模式方面，都具有高度同质性。而且，校园内人口密度较高，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繁而深入，促成心理上的相互暗示、感染和强化，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时，学生的心理特征也具有相似性和普遍性。因此，在这基础上进行的调查和观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本次问卷调查（“问卷”参见附录一）选取了北京市三所受“非典”影响程度不同的高校，它们内部均出现过非典临床确诊病人，但在“非典”爆发初期实行不同策略：高校1鼓励学生留校，并较早实行封闭管理；高校2对学生离校采取“不提倡、不阻止”的暧昧态度，在大规模学生离校后实行封闭管理；高校3疫情较重、发现较早，校方宣布停课，鼓励学生离校，随后也实行了封闭式管理。 由于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