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doc

No.C2001009 2001年10月22日 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 平新乔 　郝朝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摘要：本文在理论结构上不同于Akerlof的“柠檬市场”理论。在Akerlof的理论中，消费者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信息不完全，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产品质量的统计特征来判断产品质量的平均水平。这个判断会影响到他们的保留价格，所以消费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价格。在我们的模型中均衡价格是由边际成本和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共同决定的，而质量成本独立于产出，也就与边际成本和价格决定不相关。价格无法反映产品质量，因此缺少了一种减少劣质产品的力量，造成了劣质产品市场不会自动萎缩的情况。而这一点，正好与中国过去10年中假冒伪劣现象持续猖獗的事实相吻合。我们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贡献在于三点：第一，只要产品质量与价格的决定不限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过程，只要价格还取决于产品质量以外的产量、市场与非市场因素，那么，高价(高利)会诱发假冒伪劣的行为；第二，假冒伪劣率对市场需求（进而对企业收入与行业收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是存在的，说明Akerlof关于劣质品导致市场萎缩的效应在中国是发生的。但是，这种作用被高价、高利对假冒伪劣的正向推波助澜作用占优了，这便是为什么过去10年中国市场上假冒伪劣持久猖獗的主要原因；第三，本文的统计结果也证实了，垄断程度与生产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假冒伪劣率，产品质量与信誉本身的确也是一种垄断资源。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与质量、信誉相联系的有效率的垄断，而在于那种人为的、无效率的行政垄断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高价、高利机会，这才导致低劣的产品。  引言 Akerlof（1970）有一篇论述次货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的经典论文，他指出，如果消费者不能确切知道商品的质量，而只能根据统计特征来推断商品质量的高低，并且按统计推断的平均质量来给出价格水平，那么卖方只会出售质量低于价格反映的平均质量的次品。但是卖方的这一行为会被后来的买方估计到，一个卖者降低质量的行为会降低买者对整个市场上商品质量的推断结果，因此买者的保留价格降低。高质量的商品被低质量的商品逐出市场，商品的平均质量水平下降，市场萎缩，甚至会消失。从Akerlof 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到：如果商品价格可以反映出商品质量，那么次货市场会逐渐萎缩。然而事实上，我国从80年代末开始商品质量监督检查以来，每年都有全国性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行动，每年也都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可是假冒伪劣商品仍然屡禁不止，并且从近10年的商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数据看，假冒伪劣商品率丝毫没有减小的趋势。是打假的力度不够，还是假冒伪劣商品与市场结构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动因是，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假冒伪劣行为是为了追逐高价与高额利润。因此，是否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一种与Akerlof所说的“假冒伪劣→低价→市场萎缩”的逆向选择不同的“链条”，即“高价→高利→假冒伪劣”？ Akerlof的理论模型只考察产品质量与产品质量价格之间的内在关系。若价格只是质量的函数，在预期、质量与价格三者之间的封闭关系中，假冒伪劣市场的确是会自然走向萎缩的。然而，如果市场价格并不完全由产品质量来决定，如果由于体制原因或其他原因使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则就有可能抵消假冒伪劣产品市场上价格走低、趋于萎缩的趋势。 但是，某种产品的价格若长期高于其市场均衡价格，则一定是在其背后存在人为的垄断或行政干预。这样，就势必要把垄断程度放入决定产品质量的分析框架内。而一旦考察垄断程度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快发现，在成熟的西方经典文献中，几乎一致认定垄断程度对产品质量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究其理由，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在市场垄断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寡头博弈会使生产者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因为高质量产品会带来高利润，但在很多这样的模型中，假设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为零（Shaked and Sutton,1982;Tirole ,1988; Choi and Shin ,1992; Donnenfeld and Weber ,1992 and 1995）或者很小并且是递减的（Shaked and Sutton ,1983）。但是这样的假设条件太不现实，于是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讨论在成本递增情况下的质量策略选择（Ronnen 1991; Motta ,1993; Boom ,1995; Ulrich Lehmann-Grube，1997），其中Ulrich Lehmann-Grube讨论了高质量优势对质量选择的影响。他的基本模型是两个厂商两阶段的博弈模型，他假设了质量的成本函数是凸的并且质量成本是沉没成本，即质量的成本独立于产出。他证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两个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