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概论》(第三四讲).ppt

第二，朱先生对美的社会性做了合理的解释。蔡仪主张美就在自然物本身，而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他认为美就在于物的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它是客观的，是物客观的具有的，和主体无关，和审美主体无关。讨论里头很多人就认为，你如果否认美的社会性，在理论上会碰到困难，但是你把美的社会性归之于自然物本身，同样在理论上也会碰到困难。所以朱先生朱光潜他反对蔡仪和李泽厚这两种观点。他坚持认为美具有社会性，他一再指出：“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的差别不大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红的’的认识，却很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美的’的认识。”（《朱光潜美学文集》）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的差别，一般不影响人对花是红的这个认识，花是红的，不同时代，或者不同阶级、不同民族花都是红的。但是它会影响对花是美的认识，时代、民族、阶级等等它不会影响对花是红的认识，但它会影响花是美的认识。他又指出，美的社会性不在自然物本身，而在于审美主体。 * 第三、 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直接用哲学原理去套用、说明美学问题，其具体表现是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执著于唯物唯心之分，而且把这种分别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差异来对待。即：把一切主张美在主观的观点说成是唯心主义，而认为美是客观的便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把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当成美学本身的问题，试图直接运用哲学原理尤其是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来从根本上解决复杂的美学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苏联美学的影响。苏联美学继承的是西方古典美学基础，首先解决美的本质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框架，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即首先认定事物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还是唯心，是客观还是主观。 * 第四、美学的全面功利化。美学上的功利与非功利之争由来已久，“诗言志”与“诗缘情”一直是我国诗歌领域中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总的来看，我国整个古典美学的发展历程，其趋势是愈到后来，无功利的声音愈响亮。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唯情说”等学说的提出，极大地冲击了美学和艺术中的功利主义传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非功利主义潮流。近代以来，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美学和艺术中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渐又成为主导性的思想。社会改革的先行者们希望用艺术和文学作为武器，为社会的变革制造舆论。如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所大力提倡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就是把文艺当做鼓吹和宣传革命的手段和工具。到了20世纪，在内忧外患日渐深重、启蒙救亡任务迫在眉睫的社会背景下，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发展为一股巨大的洪流，一批左翼激进主义理论家根据当时译介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猛烈攻击文艺和美学的超功利主义思想，主张文艺的阶级性和审美的功利目的性。 这种新功利主义美学思想成为50、60年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主流。美的功利性被当做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被广泛采纳。其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来自当时流行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把一切思想文化现象都纳入了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则被看成是上层建筑的理论形式。上层建筑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意识形式都是被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超功利的美，也不存在什么超越现实和政治的文学。文学就是要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文学只有阶级性，没有超越阶级偏见的共同人性。美只有功利性，不可能有超功利的美。 在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中，的确存在着由于阶级、民族、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艺术修养等因素所带来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并不否定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共同性。正是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存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才有可能在审美和艺术上进行交流，才有可能产生一些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瑰宝。而且，在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差异性上，民族间的差异、个体的文化审美修养层次上的差异可能还比阶级间的差异更大一些。可是在50、60年代的讨论中，阶级间的审美差异被无限夸大，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连共同的美感也否定了。在审美经验上过分强调阶级性和功利性，否认共同美感的存在，导致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方面极其落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几乎成为空白! 与此相关的是美学研究的政治化。新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澄清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中的一些混乱观念、规范文艺创作中的指导思想、督促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的具有现实精神的作品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它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毋庸讳言，这个讲话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关于文艺创作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文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