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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律与地方习惯 清代台湾的胎借 杨 柳* 胎借是一种盛行于清代台湾但不为 《大清律例》所承认和规制的习惯。研究胎借的文献 至今为数不多。据我所知，在英语文献中，只有马克 ·艾礼 M（arkAllee）曾简略地谈及胎借。 他认为，胎借与典不同，指示的是借贷而非买卖关系。[1]下文将显示，这种看法是误解。在中 文研究中，周翔鹤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胎借。他通过研究土地契约指出胎借与典的相似之处。 然而，周翔鹤没有进一步探寻胎借的理性，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没有效率的、导致产权模糊的 交易方式。[2]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虽然比马克 ·艾礼的看法更接近事实，但仍简化了胎借本 身所蕴含的丰富意义。 本文将澄清胎借的基本特征，把它与其他相似的习惯区分开来。不过，我的目的并非仅止 于阐明一个概念结构，而是要将该习惯纳入其背景来考虑。胎借一方面是植根于特定市场的 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又是与国家法相关联的契约行为。事实上，只有将胎借置于台湾的土地市 场和清代法律制度之中，我们才可能理解这一地方习惯的理性。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胎借来 观察市场与法律的博弈这样一幅更大的图景。 我将首先描述清代台湾繁荣的土地市场，它为胎借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接下来，我 将通过契约来澄清胎借的三种不同模式，并把它们与借贷和典这两种清代法律所认可的习惯 相比较。在这一部分，我还会考虑市场驱动和法律限制这双重因素对胎借的影响。本文的最 后一部分转向法庭诉讼，分析县官在处理涉及胎借的案件时适用的法律原则。我认为，胎借是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 1] 参见MarkAllee，“Code,Culture,andCustom:Found[ationsofCivilCasesVerdictsinaNineteenth- CenturyCountyCourt”，InBernhardtandHuang,ed，CivilLawinQingandRepublicanChina,pp.123-141.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4 [2] 参见周翔鹤：“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 以典契为中心的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2期，页9-15。 市场和法律互动之下形成的一种灵活的以现金资本换取土地产权的交易习惯。它一方面满足 了人们在边疆开垦中对投资或地权的紧迫需要，另一方面又规避了《大清律例》和台湾的地方 法规对借贷和典的明文限制。这种习惯与成文法之间的断裂造成法律实践的一个灰色领域。 县官在处理涉及胎借的案件时，常常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调和、转换。 本文使用的原始文献主要来自《台湾私法物权编》和 《淡新档案》。《台湾私法物权编》基 于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所主持的调查，由台湾银行于1963年出版。它包括大量从80世纪中 期到19世纪末的有关土地的地方法规、官方报告和契约。《淡新档案》则汇集了同一时期由 淡水府和新竹县的衙门处理的一千余件案件的档案。 一、台湾的土地市场 17世纪初，台湾是一个由马来西亚—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少量中国人以及 日本海盗聚 居的边疆地区，人口密度非常低。尽管台湾的亚热带气候和肥沃的土壤十分利于农耕，占台湾 人口大多数的原住民却主要以渔猎为生。他们的农业技术落后，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 事少量耕作。17世纪的海上贸易扩展打破了台湾的封闭状态，使台湾成为中国政府、海盗以 及欧洲海上帝国争夺的目标。从1624至 168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明代遗臣郑成功相继统 治台湾，两个政权都鼓励垦荒，然后对垦出的土地课税。垦荒的过程伴随着一波从中国东南沿 海移民的浪潮，主要包括来自福建的定居者和来自广东的季节工。到郑氏政权末年，台湾登记 在册的人口已达170,000,[3]应征税的耕地达18,454甲。[4] 清政府在1683年将台湾纳入其行政疆域，并开始严格规制土地开垦。一方面，清政府希 望防止台湾再次成为叛乱的基地，因此使用平原土著为一支便宜但至关重要的、维护社会秩序 的民兵。[5]另一方面，朝廷又希望台湾的财政自足，因此鼓励垦荒以扩大税收基础。这双重 考虑使政府决定把土地产权分配给一些有 “特权”的个人和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