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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启示公共管理学论文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本国文化、思想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始终被奉为国家的正统思想。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思想和文化能够像儒家学说那样， 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给予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以如此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它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国家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为政以德，实施德治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礼”，以“三纲”、“五常”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社会教育方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人才培养标准也是儒家；文学艺术方面，则围绕儒家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创作和宣传。 从现代的角度来审视， 由于儒家思想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所以它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忽视对它的研究和整理。 今天我们加强和重视对传统儒学的研究和整理，不仅有助于客观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可借此发掘和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儒家思想的历史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之所以长兴不衰，始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这与其在漫长的发展中，顺应历史变化， 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儒家思想内容，同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 吸收其他学说之精华，不断完善儒家理论体系分不开的。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一生奔波忙碌，晚年返回故国后，从理论上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未来提供一种理论和结构模式。 随后，孟子、荀子等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将其进一步扩充和系统化。 到了秦朝， 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成为主流， 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劫。 汉朝初年，黄老学说盛行，直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定为选官任职的重要依据，于是儒家精神复苏。 随后的南北朝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与玄学、佛学、道学从纷争到融合的过程，并逐渐完善。 从隋唐开始，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儒学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并将释、道二教融合其中。 到了宋朝，随着理学的形成，儒学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已不再是狭隘的经学，而明朝的心学，则进一步完善。 由于清朝对洋教的限制，儒学的地位已达到极至。 到清朝末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重新审视和批判了传统儒学， 对儒家学说予以富有现代意义的诠释。 然而， 随着国门大开， 各种社会学说进入中国，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宣扬“民主和科学”，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 更使儒学在中国的思想领域的地位摇摇欲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希望。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问题，中国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三农”建设等问题促使着我们广大学者开始反思我们走过的路程。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思想领域的危急，这都需要我们重新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魅力，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就需要我们建立健全本民族的精神和信仰， 发展和完善儒学思想也就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现代公共管理涵义和特征 公共管理是指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依法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保障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活动。[1]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1．社会性。 社会性是公共机关的基础。 政府机关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利益、 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等等事务的管理上。 尤其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要求我们公共管理者更要提高社会主义政治觉悟， 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人民生活稳定、安居乐业，保持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2．法制性。 任何一个国家机关的建立、撤销与合并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 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公共管理的职能是由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是人民权利的让渡，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 法制性是国家机关的权威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反之一旦离开法律空谈公共管理， 也就失去了公共机关存在的法律意义。 3．参与性。 在传统的行政模式中，偏执的保密成为一种规范，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断变得更为公开和紧密。 随着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