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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权的行政法保障行政执法论文 一、引言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陆续开始了政府治理的变革。 政府转变职能、放松规制、充分强调公民参与，这些都推动着民主法治的进步。 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 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有了比以往更广阔的视野并更具现实逻辑性。 特别是随着政治文明发展战略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观的确立，法治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政治文明的本质是一种回归主体性的文明， 它强调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法治意味着有效的人权保障。 塞缪·亨廷顿认为，“发达的现代政体区别于发达的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政治制度的性质。 传统政体的制度只需要组织社会上少数人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却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得到有效保障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事务参与权概念的界定 公共事务参与权（Right of Participation in PublicAffairs）是“公民自愿民主地参加决定和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公共事务，并分享其利益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公共事务参与权其实包括了决定、管理公共事务和分享利益这三方面权利。1979 年以来，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多次重申， 参与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宪法第 3 条规定，人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其实在此之前，关于保障公民有序参与的理念早已形成。 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也对公民有序参与有详细的表述。 三、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保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内许多学者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进行过理论探讨，主要是就权利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和意义等问题以及其包括的一些具体的参与权利， 如立法参与权、公共政策参与权、公共规划参与权、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参与权和公平分享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利益的权利等进行论述， 并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观点。 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有效保障，这就涉及相关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创新。 在法治社会，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创新依赖于法律。 而在此过程中，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重大意义，有着其自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必要性。 我国宪法第三条为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但宪法作为根本法，只能对该权利做一基本的规定， 而不可能涉及具体的制度安排。 行政法作为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其核心是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因此，行政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要担负起公共事务参与权保障的重任。 在涉及公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制度设计方面，如协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批评、建议、通过媒体和网络讨论国家政务、利益分享机制等等，行政法的作用非常明显，地位至关重要。 （二）紧迫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法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 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也日益强烈。 而在现实中，公共权力异化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共管理面临着如何代表公众要求和愿望的合法性危机。 充分保障公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权，有助于增进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支持， 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权威的自觉认可和服从的良好状态。行政法作为调整行政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内部行政关系和行政监督救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应当对法治建设、公共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具有敏感性，并及时做出回应， 这就迫切需要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提供更完善合理的制度设计。 四、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行政法保障的实现路径 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参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以及对侵害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违法行为的有效追究上。 （一）完善知情权保障机制。 有效参与的前提是公民对相关事务的知情，没有知情权（Right to Know）参与权就会落空。 我国学者对知情权的范围有不同的观点。 有“五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对个人信息了解权、法人的知情权和法定知情权（指司法机关享有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有“三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有“二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