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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农业自由化经验之谈 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战略地位，农业部门GDP占总量的40%，就业占一半以上，农业提供国民食物来源，并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 菲律宾政府在1995年加入WTO时承诺进行一系列农业自由化改革。为寻求批准《农业协定》，菲律宾政府宣传加入《农业协定》体系将通过促进高附加值农产品如花椰菜、切花等的生产来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政府向国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通过农业自由化改革，每年将增加农业附加值600亿比索，新增农业就业机会50万个，增加农业出口值34亿比索，从而改善农业贸易收支平衡。 之后菲律宾开始了农业自由化改革，以关税配额取代了数量配额，并规定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等等。然而在实施自由化改革的十年时间里，菲律宾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就业从1994年的112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万人；农业出口也徘徊不前，并未实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农业进口激增，从1993年的16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31亿美元。菲律宾农业贸易从1993年2.92亿美元顺差变为2002年7.64亿美元逆差，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 玉米、大米由于受到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原菲律宾玉米主产区棉兰老岛的玉米种植几乎已经消失；对鸡肉自由发放进口许可证对菲国内产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鸡肉进口价在2000年比当地价低50%，而进口量到1999年已增长20倍；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的限制，进口冻牛肉在1993到1998年间增长了5倍；猪肉在加入农业协定体系后每公斤下降了5-10比索，到2002年这一幅度达到了14-17比索；菲律宾承诺的蔬菜关税为40%，而实施税率仅为7%，进口鲜菜从1999年的1万公斤增加到2002年的200万公斤。 菲律宾农业贸易自由化非但没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反而将菲律宾农业置于濒临崩溃的境地，农民遭受着贫穷、失业和营养不良的困扰。菲律宾农业自由化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我国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笔者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供探讨。 一、对农业贸易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影响判断有误。 理论上看，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为有效的配置，有利于贸易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福利水平，增加收入。发展中国家将从两个方面受益：一是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从贸易机会的增加中得到进一步提高，二是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由于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而减弱并变得相对可预见。但是，由于现实中发达国家传统的贸易壁垒和国内支持保护依然存在而新的贸易壁垒（技术和环境壁垒）日益强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遂成为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之一。 二、对自由化优化资源配置及本国农产品潜在比较优势的预期过于乐观。 菲律宾预计将有35万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转移到种植高附加值的作物。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只有较大规模的农场能够相对轻松地转型。小农户则被迫出租土地，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手段获得转型所需资金。这类转型的高投入意味着相对富有的农民才有可能进行，而小农户则面临巨大的困难。比如切花，厄瓜多尔的数据表明其初始投资高达每公顷20万美元，每年的农药花费成本也高达每公顷18900美元，其他经济作物每公顷成本也在几千美元，而玉米才200美元左右。而且，这些作物的比较优势只有在强大的技术和研发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小农户缺乏技术、资金，几乎没有能力满足进口国的质量标准。 我国的某些影响分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倾向于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奉为经典，以未经筛选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简单的经济学推理，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和限制因素，缺乏针对具体产品、具体地区特殊情况的分析。同时在研究我国农产品出口形势时，过分强调价格的比较优势，而未能充分注意到进口国非关税壁垒、技术性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手段对于限制我出口的作用。近几年的经验已证明进口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把TBT和SPS措施作为控制进口的主要手段，同时频繁使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抑制了我农产品的价格优势。这些因素在分析研究农业贸易前景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 三、国内配套措施不力。 尽管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存在不同观点，但各方在一点上都存在共识：即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对弱势群体会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必须用国内政策来消除或缓解。如前面提到的菲律宾的改革计划缩减了玉米、大米的种植，这些农民如何生存，小农户向经济作物或高附加值作物转型所需资金、技术研发、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均应由政府统筹规划，以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其他选择，至少尽量降低其负面影响。在农业协定中，对于基础设施、科研推广和结构调整的支